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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权,还要用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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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给予,不如放权
深化高校用人机制改革瓶颈何在
【案例】
应以“用人规模”取代“编制数量”
传统定岗定编制度必须改革
往期回顾  第二十期 教育改革,“供给侧”是关键 第十九期 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 第十八期 试点学院: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第十六期  2013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期刊和机构进步因子分析报告 第十五期 一流研究型大学的责任和作为 第十四期 建立科学评价体系 释放人才活力 第十三期 中国一流高校纷纷加盟“慕课” 搅动大学课堂 第十二期 东京大学启思录 第十一期 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第十期 中外合作办学研究 第九期 大学办学理念 第八期 大学章程建设探析 第七期 大学人才培养研究 第六期 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职能 第五期 高校“协同创新”研究 第四期 高校“学部制”改革研究 第三期 大学董事会制度探究 第二期 建设“绿色大学” 第一期 大学文化建设
放权,还要用好权
  

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当前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在实践中,不少地区遇到了诸如“教育行政部门如何下放权力”、“高校获得自主权后如何办学”等难题。全国政协教育界别的委员们为此积极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

用好自主权考验高校智慧

  “现在直属高校有相当的自主权,关键在学校会不会用、怎么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说,比如,用好专业设置权、自主招生权、教师招聘权等,这些都考验着高校的智慧和水平。

  刘川生说,各级政府职能都在转变。教育部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整体部署中,提出要进一步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这样的改革实际上是在为学校发展松绑,我们高校非常欢迎。但从另一个方面讲,高校必须深化改革,练好“内功”,真正做好“用好自主权”这个课题。

  “教育部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一所高校要自主办学,首先要有自己的‘法’,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权力下放之后,要依法用权。”刘川生认为,大学章程的制定是一个新课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依,其难点在于如何体现大学精神、自身特点、办学理念、历史传承等。

  “大学章程的制定要汇聚教工、学生和校友的共同智慧。我相信,随着大学章程的制定,高校的内部治理结构会不断完善,办学水平会得到大力提升。”刘川生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胡凌云:

管办评分离一步步走才能稳

  “要管、办、评分离,要实现职能转变,不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是什么都放权不管。”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胡凌云认为,简政放权的改革要有试验,一步步走才能走得稳。

  “管、办、评分离,要十分慎重。学科评估如果交给第三方评价来做,如何实施,如何保证公平公正?如果根据这个机构的评审结果拨付高校经费,那么,这么大的权力谁来监督,会不会滋生腐败问题?在没有成熟的配套政策下,这样的放权是冒险的。”胡凌云说。

  在胡凌云心中,简政放权的路径是:第一步要遵法治,必须依法简政放权,什么权力收上来,什么权力放下去,这些要有法律依据。如果行政部门放掉了法律赋予的责任,也是一种违法。第二步是转责任,在放权的同时要加大监管,审批权下放,监管权加大。第三步是精人员,放权之后,事少了,人员也可以减少了,政府就小了。

  “改革要顶层设计和摸石头过河相结合,不能操之过急。中国这条船太大了,情况复杂,绝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今天就希望明天发生变化。”胡凌云认为,教育改革是渐进式改革,不能有大起大落,更不可用“休克疗法”,只管起飞,不管降落,而是需要渐进式的、管用的、配套的综合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

兼顾政府放权学校自律社会监督

  “在深化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划分政府、高校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说,政府对教育的责任是非常重大和重要的,如果没有政府的统筹规划、宏观管理和支持引导,教育是不可能健康、协调、科学发展的,但反过来,如果政府管得过多、过死,就会制约高校的办学活力。

  “在政府放权的同时,高校必须要建立一个自我约束的机制,要坚守办学方向,要尊重教育规律。”黄德宽说,为了避免“一放就乱”,在顶层设计上,需要同时考虑政府放权、学校自律、社会监督三个层面。应该是政府放权在先,只有政府放权了,才能要求学校自律,在放权、自律的同时社会监督也就自然形成了。

  黄德宽认为,这几年教育主管部门对直属高校的放权还是不错的,但我国90%的高校是地方院校,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按照要求给地方高校放权,甚至有些部门正在变相地收权。地方政府统得过死、管得过死,就会制约地方院校的发展。

“如果在数量上占90%的地方高校不能获得很好的发展,就会影响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督促各地政府,按照国家的顶层设计,逐步向地方高校放权。”黄德宽说。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大学校长赵艳林:

把握好政府和学校的权力边界

  “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高校办学自主权,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点。《高等教育法》给予高校七大方面的办学自主权,比如招生、教学、科研、国际交流等。但在具体执行时,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大学校长赵艳林说。

  如何把握政府和学校的权力边界?赵艳林认为:“政府抓宏观管理,管拨款、规划、信息服务等政策导向。学校内部的事务,应由学校自主管好,比如课程设置、人员任用、国际交流等。学校扩大办学自主权后,就可以更加灵活地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最大限度激发学校内部的活力,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高校建立起自我约束机制,真正把办学自主权用好。”

  赵艳林说,地方高校在整个高教领域占绝大多数,但一些地方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并未落实到位,其中有很多原因。“我们非常盼望教育部能出台细则,让地方高校尽快发展起来。”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36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