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室主页
东京大学的校长责任与质量问题
  

  近日,日本东京大学前校长佐佐木毅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寻求教育、科研、服务之间的平衡
  《科学时报》:众所周知,东京大学是一所世界顶尖级的大学,在担任校长期间,您更偏重于哪方面的改革?
  佐佐木毅:在担任东京大学校长的时候,我们会经常讨论一些问题,其中比较引人关注的便是大学如何服务社会的问题。那时候,围绕大学的科研、教育活动如何服务社会,在公众中也引起了一些关注,比如比较突出的环境问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保健问题等,这些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大学该如何回应这些问题?又该发挥什么作用?
以环境问题为例,当时的东京大学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我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不同领域的人集合在一起,通过设立各种课程和项目,如教育课程、面向市民的课程、研究课程等,改变现有的各种组织,建立起一些临时性的虚拟组织,通过这种方式回应社会的关注。 除此之外,我们曾经建立了一些有关教育、研究方面的学科和学部,但由于建立时间较早,不可能马上满足社会的现有需求,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为此,我又花了很多精力构筑起一些新的组织。比如医学和文学在过去是根本没有办法接轨的,如今面对社会的需要,必须通过一些组织形式,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科学时报》: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在如今的中国高教界也存在,当前的中国高教界也在探讨如何将大学的专业设置与社会需要接轨。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这方面您能详细说一下吗?
  佐佐木毅:其实,每位大学校长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何把社会的需求和专业设置联系在一起。从我当校长的经历来看,有些事情并不是靠大学的管理者就可以单方面决定的,任何一项决策都可能面临众多的反对声音,从而也就不能很快地解决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相信中国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大学的状况有时候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因为大学还附有一种功能,即传授知识、培养学生,这也决定了大学不能及时地完全地满足社会需要。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采取了虚拟的形式,从横向和纵向建立各种虚拟组织,通过这种形式满足社会的要求。
  《科学时报》:中国的高教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大学肩负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的三重职责,其中人才培养是大学的第一要务,但似乎您更看重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您认为大学最重要的功能是社会服务吗?
  佐佐木毅:一般而言,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个共识,它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当社会稳定的时候,大学只要能够很好地完成教育和研究的责任,就没有任何人会提出异议;但当社会动荡的时候,就会有人提出社会服务的功能要求。从当东京大学校长的经验来看,在10年前,并没有人向我们提出社会服务的功能诉求,我们做好其余两点就可以了,这也是一种历史变化所带来的结果。 其实作为一个“经营者”,我们并没有放弃教育和研究这两大内容,而是努力使三者保持一种平衡。我想这三者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怎样使得三者平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长久以来,在满足社会需求方面,我们的主要做法就是为社会提供足够的人才,通过这样的做法达到教育与社会服务的平衡。 政府应给予高校持续资助
  《科学时报》:您一直很关心日本的高等教育,能否为我们概括一下当今日本高教的一个现状?
  佐佐木毅:最近五六年来,日本的高等教育发生很大变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便是,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开始倾向于与社会合作,尤其是一些地方的国立大学,与地方的合作关系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各所大学与地方之间的距离都越来越短。这方面,在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我也听到过很多异议,比如,大学都在忙着和地方搞合作,是否还有精力去教学生、做一些基础性的科研工作。 事实上,一所高校对社会能作出哪些贡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协助社会,取决于我们投入的资金数量和我们资源的多少。如果没资金,大学在功能上必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一般而言,日本政府在这方面不会追加投资,因此作为第一线的参与者,我们常常也感到很疲惫。
  《科学时报》:与西方高校相比,中日高校普遍都比较“年轻”,但相比于中国高校,日本已经出现了一批世界上顶尖的高校,比如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您认为这些高校崛起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
  佐佐木毅: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按照东京大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日本政府非常大规模地在财政上给予持续的支持,这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东京大学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中叶这段时间,始终受到日本政府大规模的资金支持,到现在虽然减少了,但依然存在。 对于高校科研而言,成果从产生想法到最终问世,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的,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停止了资助,有可能几十年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所以各国政府都应该给予高校一种稳定的资助,这也是东京大学能够跻身世界强校之列的最主要的原因。    校长代表教授行使权力
  《科学时报》:您能否向我们讲述一下,在日本高校中,教授一般处于怎样的地位?
  佐佐木毅:和中国相比,日本高校中的教授拥有的权力可能要更多一些。日本高校自治实际上就是教授自治,学校中几乎都存在着“教授会”的组织,关于人事、教育这两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都是由教授会集体决定的,校长也是由教授会的成员推举出来的。这种权限过去就有,现在也依然存在。 当然,现在似乎有改变的迹象。一些日本大学,尤其是国立大学,都在强化校长的功能权限,有的大学校长不由教授推举的情况也已经出现了。另外,社会上有些声音在指责大学教授的影响力过大,希望改变这种状况。
  《科学时报》:您刚才提到,日本大学已经出现了校长不由教授推举的情况。对此您是怎样评价的?
  佐佐木毅:从我当校长的经验来看,校长由教授选举出来,就是要代表教授行使一些权力,而这些教授也能够配合校长的工作,这并没有什么坏处。作为校长,首先要有自觉的意识——大家选举我出来,我就要为大家做事,同时我也要发挥出校长的才干,真正领导好这所学校。 从另一方面来说,目前有些学校的校长的确不是教授选举产生的,这样的校长能不能发挥出自身的才华,不让他做,谁也不知道情况,我们只能最后看他们的工作成绩。同时我预测,不由教授推选校长的情况在日本可能会越来越多。
  提高教学质量是关键
  《科学时报》:当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处于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过渡的阶段,相信日本也曾经历过这一阶段,您认为在这一阶段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佐佐木毅:对于大学而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大众化阶段,学校该如何提高学生的质量。这方面,日本是深有体会的,学校招生人数的增加必然导致教学质量受到影响。然而由于日本出生率的持续走低,导致年轻人越来越少,为了吸引年轻人,每所大学都面临着提供更好的教育的难题,在变更教学课程等方面也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教师们因此越来越忙。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私立大学由于学生数量减少而产生了经营上的问题,甚至已经面临倒闭的危险。
  《科学时报》:招生人数增多,教育质量下降,这也是困扰中国高教界的问题,这方面您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
  佐佐木毅:在日本,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是,年轻人的数量很难再增加了,为了能够让大学维持下去,大家都在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对于大学本身来说,这其实是件好事。另外,我们也采取了评估的办法。现在日本有很多评估机构,可以对学校的教学、研究水平进行评估,但评估标准是由大学老师制定的,最终的评估也是由老师具体操作的。这就导致评估不够严格。这样的评估是否行之有效也是一个未知数。从理论上说,我们还可以采取和社会合作的方式,即社会在录用毕业生的时候,只录用专业对口的毕业生。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并不现实。 日本目前的升学率已经“到头”了,至于我们所面临的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我认为是没有什么“特效药”可寻的。

来源:《科学时报》2010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