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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发展历程、教育理念及启示
  

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别敦荣 中华女子学院科研与规划管理处 贾杰静


  在世界大学发展史上,与欧洲古典大学相比,美国的哈佛大学可谓是后起之秀。但它借鉴英国古典大学的传统和德国的大学办学模式,将英国的学院观念、德国的研究与研究所制度和美国的民主思想结合在一起,虽然师承于欧洲,却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和特色。建校至今,哈佛大学人才辈出,成就卓绝,在其所培养的杰出人才中,包括了7位美国总统、40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众多的各行各业的领袖,对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独特的教育理念,鲜明的办学特色,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发挥了典范作用。

  一、哈佛大学的发展历程
  1636年,英国移民在北美马萨诸塞海湾的查尔斯河畔建立了“剑桥学院(Cambridge College)”。1639年学院改名为“哈佛学院”,1780年扩建成哈佛大学。19世纪以后,哈佛大学以德国大学为样板,进行了现代化改造。1816年和1817年,哈佛大学分别设立了神学院和法学院,加上早期建立的哈佛学院,形成了具有3个学院的教育建制。1829年,约萨•昆西校长极力扭转哈佛大学的方向,大力倡导重视科学教学。
  19世纪后期,哈佛大学迎来了第二个改革高潮时期。托马斯•希尔校长提高了哈佛大学的招生标准,开始推行选修课程制度。1863年,哈佛大学建立了公共讲座制,1862~1868年期间,建立了人种考古学博物馆和牙医学院[1],在教学上推行演讲制,以代替背诵法教学。1869~1909年,化学家查尔斯•艾略特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使法学院、医学院获得了新的活力,新建了商业管理学院、牙医学院和文理学院,把哈佛大学建设成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大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建立了真正完备的大学教育体系”,哈佛大学进入了辉煌的时代。
  1909年,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重新制定了大学本科生课程计划,实行集中与分配相结合的课程制度,推行导师制,实行住宿制度。洛厄尔的改革使哈佛大学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让英国牛桥的学院制传统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从1914年到1926年,哈佛大学共修建了4栋新生宿舍楼和1栋多功能宿舍楼,建立了各种实验室、图书馆,复修了校长楼。1920年和1922年新建了教育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
  1933年,詹姆斯•布兰特•科南特担任校长。1940年他主持成立专门委员会,专题研究本科生教育课程改革。经过5年的研究,委员会提交了专门报告,主张加强通识教育。经过5年的实验后,1951年哈佛大学正式推行通识教育制度,开启了美国高等教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新篇章。这一时期,哈佛大学建立了终身教授制度,增加了教授席位[2]。终身教授制度后来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之一。二战后,为适应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新要求,1957~1959年哈佛学院计划实现8250万美元的募集资金目标[3]。这一计划对美国高等教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1956年到1958年秋季,全美134所学院和大学开展了总额达7.5亿美元的筹款活动。哈佛大学在1960~1961年和1964~1965年间总共募集了2.07亿美元,为成为世界顶尖大学奠定了充分的经济基础。
  20世纪后半期,哈佛大学在精英化与大众化之间谋求新的平衡。德里克•博克校长倡导招生的机会平等、无性别歧视和奖学金资助。超过60%的哈佛大学本科生参加了各种形式的社会公共服务[4]。到20世纪90年代末,哈佛大学拥有的来自外国的访问学者人数比任何一所大学都多。在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哈佛大学进一步拓宽精英教育的范畴,进一步推进言论自由,加强科学研究,不断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资助额度,并为新的研究项目增添先进设备,这些举措为哈佛大学吸引卓越的师资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5]。由27位诺贝尔得主领衔的一流的师资团队,以及科学家们年人均6000万美元的研究合同、补助金和捐赠,使哈佛大学拥有难以匹敌的学术实力。如今的哈佛大学已发展成为拥有10个研究生院、40多个系科、100多个专业的大型综合性大学;正式注册学生约17000名,研究生占多数,另外还有约30000名非学位学生,参加学分课程、非学分课程、大学附属研究班和暑期学校以及其他继续教育的学习;教职员工人数超过20000人,大部分是兼职工作人员[6]。

  二、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
  在其375年的发展历程中,哈佛大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顺应时局、咸与维新几乎是其一贯的品格。从建校基础和历史积累看,19世纪以前的哈佛大学几乎乏善可陈,但适应美国社会进步和变革的需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扎根本土,博采众长,却使一所社区性的宗教教育机构成为了世界一流大学,高居世界高等教育皇冠之巅,教育理念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1.精英教育
在19世纪中期以前,法国、英国和德国都有一批享有国际声望的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的教育尽管在国内有着重要的地位,但在国际上却鲜有影响力。19世纪后期,哈佛大学一方面继续推进向德国大学学习,另一方面积极探索适应美国国情的教育。根据美国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的要求,哈佛大学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将以往主要为了培养牧师的目标转变为培养社会精英人才。与之相适应,教育内容也从教授古典知识为主转变到以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实施科学教育为主。20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提出建立一所前所未有的“精英型”大学,以往师生主要来自于背景显赫的家庭,现在有了越来越多智力上出类拔萃的学生和教师。二战后,教务长保罗•巴克对如何维持“民主选择”和“贵族化成就”之间的平衡深感忧虑,在他看来,“我们的申请者中缺少我们最需要的那类学生”。现在,哈佛大学已经不再面临“巴克难题”了,每年递交申请的学生人数超过两万人,保持了全美最低的录取率。
  为了造就精英人才,哈佛大学各学院制定了自己的精英教育目标:文理学院——为改变世界创造艺术和科学新知识;商学院——培养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领导者;牙医学院——培养增加知识和发现,通过病人护理和宣传服务社会,并有助于改善口腔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人;设计研究院——培养设计天才;神学院——培养宗教生活和思想领域领导人;教育学院——培养推进教育实践、政策,以及研究未来发展的领导人;工业和应用科学学院——培养能够促进工程、应用科学和技术领域教学和研究的人才;肯尼迪学院——培养为民主社会服务,并致力于解决公共问题的领导人;法学院——创造一流的法律教育和知识,以造福于世界;医学院——培养致力于减轻疾病带给人们的痛苦的人;公共卫生学院——通过学习、探索和沟通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拉德克力夫学院——创建可以在任何学科、职业和创造艺术领域进行探索工作的学术环境[7]。
  “把一个平庸之辈留在大学是一种错误的善举”[8],这是哈佛大学师资队伍建设的基本理念。哈佛大学通过设立教授终身制度吸引优秀的学者。它所设立的各种名目的奖学金使世界各地的优异人才纷至沓来。1954~1969年,哈佛大学设立的教授席位远多于它过去全部教授席位的总和。1963年哈佛大学的教授人数从1953年的132人扩大到212人,研究员职位从1939~1940学年的107个增加到了1958~1959学年的815个,访问学者的规模扩大了7~8倍,诺贝尔奖人数每年增加一倍。为了吸引世界一流人才来校从教,哈佛大学实施了高薪酬战略。在2005年度美国著名大学教授薪资排行榜上,哈佛大学教授年度工资163200美元,仅次于洛克菲勒大学,排名全美第二。
  在精英教育理念指导下,哈佛大学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到目前为止,哈佛大学共培养了包括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内的8位美国总统,41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培养了32名普利策奖获得者和大批世界顶尖的专家、学者。我国许多科学家、作家和学者,如竺可桢、陈寅恪、林语堂、梁实秋、梁思成等都曾就读于哈佛大学。
  2.真理与学术至上
  “VERITAS”(真理)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成为哈佛大学的校训。1843年董事会正式采用VERITAS为校训[9],完整地呈现了“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的大学精神。19世纪后期,为了把哈佛大学办成德国式的研究型大学,艾略特主张:“大学有三个主要职能。首先是教学;其次是以书籍等形式大量汇集已获得的系统知识;第三是研究,换句话说,就是把目前的知识疆界向前推进一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掌握一些新的真理。”[10]这可以说是哈佛大学真理与学术至上精神的具体阐释。
  哈佛大学的历任校长谨守真理与学术至上的教育理念,且在新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不断对其给与新的解释。詹姆斯•沃克尔担任校长期间,在哈佛大学首开音乐课,开创了哈佛大学艺术教育的新篇章。殊不知这位校长自己是聋子,但却没有因此无视学生审美发展的需求。1877年,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美国人回到波士顿,建议哈佛大学聘请一位中国人教中文。随后,哈佛大学便委托此人办理此事,并于1879年增开中文课程,这在美洲是最早的。开始时,几乎没有人能在中文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但是,哈佛大学学生学习中文的人数不减反增,这说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哈佛大学追求知识的脚步,对于人类文化科学,无论当时看起来有没有实用价值,它都有着浓厚的兴趣[11]。
  科南特是一位对大学使命有着深切认识的思想引领者。他认为:“当建立哈佛学院的清教徒们在校徽上写下‘真理’二字的时候,在他们心目中有两条道路可以通往真理:第一,在人类理性的帮助下得到宗教启示;第二,增进知识和学问。”[10](P25)曾经两度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德里克•博克曾说:我来到哈佛大学,并非出于对行政工作的抱负,而是出于对教学和学术研究的热爱。他认为:“大学为实现特定的目的而设,它们的特定使命就是发现和传播知识。在行使这些职能时,它们可能会得到社会许多方面的支持,它们的成员可能会与公立、私立组织建立各种关系,它们的教授可能会通过教学和科研而影响社会的许多领域。”[12]尼尔•J•陆登庭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以管理者而不是学者或教师身份成为校长的。在他的眼里,哈佛大学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社区”,它“把众多卓越非凡的天才聚集在一起去追求他们的最高理想,使他们从已知世界出发去探究和发现世界及自身未知的东西。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没有比此更有价值的追求[13]。
  在真理与学术至上的理念影响下,哈佛大学的师生以追求科学知识为目的。在肯尼迪学院,有52%的教师专门从事学术研究,48%的教师担负教学任务,同时又不同程度地担负着研究任务。教师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高质量论文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之后才有资格教课[14]。而对学生的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哈佛大学要求学生在扎实的资料收集、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新观点,对研究中发现的新问题、新矛盾要做出详尽的解释。所引文献必须是与自己的研究密切相关的规范的学术研究成果,必要时还要对文献的科学性和可信性给与证明,不允许杜撰和抄袭他人成果。在哈佛大学,严谨治学是师生的一种习惯。有位学者曾经对哈佛大学学生社团的一次讲座情景进行过这样的描述:“我曾参加过一次由学生社团主办的生态哲学讲座。当学生主持人向听众介绍站在一旁的主讲教授时,看到那位教授把两手插在裤袋里,马上幽了一默:‘这位教授是如此的著名,以至于他一直把手放在裤兜里。’那位教授在哄堂大笑声中立即抽出手,向学生道歉。”[14](P36)这种崇尚知识、不崇尚权威的事情在哈佛大学是司空见惯的。
  3.自由教育
  哈佛大学将自由教育与精英教育结合起来,将自由教育作为培养精英人才的必由之路。在现代化之前,哈佛大学秉承英国古典大学传统,实施古典自由教育。19世纪60年代以后,哈佛大学不断更新自由教育理念,围绕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的需要,改革自由教育模式。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的哈佛大学,不但是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而且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有人对1951年哈佛大学实施的通识教育计划所作的评论,“基于这份计划在哈佛本科生院实践的结果做出的第一手报告,将会是确保哈佛在未来领导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事实上我觉得这样的成果对于防止哈佛的落后和倒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8]
  在哈佛大学,学生既有自由地选择某一门课程的权利,还有自由选择专业的权利。按照大学培养计划,学生第一学年学习通识课;第二学年开始按“专业领域”选课;每个学期的第一周为选课的“购物周”,经过一周的试读后再决定选读哪一门课程。如果发现哪一门课程不合适于自己,可以在学期开学后第五周的周一之前退出[14]。在学期间,允许25%的学生转专业;25%的学生可以离校(去外校求读学分,工作研究或旅行)或注册一些无学分的课程;修课进度每学期为3门至5门;优秀生及有转学学分的学生可以不读满8个学期,允许提前毕业;对于8学期内未获得学位的学生,经校方批准,增加“第九学期”,但不提供住房及奖学金[14]。在选课过程中,学校鼓励学生学习交叉学科,比如,学生物的同时学计算机,学政治的同时学宗教,甚至文理交叉。这种不受知识领域的禁锢,不以短期就业利益为目的的课程修习方式,充分地尊重了学生的发展意愿,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健康发展。
  通识教育计划实施后,哈佛大学没有停下探索自由教育形式的脚步。1979年,《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关于共同基础课程的报告》正式出台,建立一套共同的基础课程——“核心课程”体系于1981年付诸实施。核心课程所追求的目标是帮助学生掌握探索知识的主要方法,使学生了解在核心课程所规定的领域内知识的种类和形式,并且掌握如何用不同的方法来分析这些知识,如何应用这些知识,以及明确这些知识存在的意义。”[15]“核心课程”是对通识教育计划的一种发展,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大学课程改革浪潮的主要推动力。
  90年代中期以来,哈佛大学修正了二战后提出的培养“全人”的目标,倡导为下个世纪培养“新人”。进入21世纪,哈佛大学决定用新的通识教育计划取代存在了将近30年的核心课程。2007年《通识教育工作组报告》提出了新的通识教育计划,将原来的“核心课程”包括的课程领域进行了重组。新的计划包括了审美和诠释、文化和信仰、经验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质世界科学、世界的社会和世界的美国等8个课程领域[15](P28)。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特定的目标但又相互渗透。该计划的目标是:为学生具备公民要求作准备,教给学生对艺术传统、理想、价值的正确理解,提高学生正视和重构变化的能力,发展学生对自身言行道德规范的理解[16]。
  4.学术自由
  19世纪中期开始,哈佛大学致力于构建现代人才培养体系,到20世纪中期,完成了作为一流大学的软硬件建设,其学术自由的文化环境常常为人们所称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公众的反德情绪高涨,来自德国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雨果•斯腾伯格由于发表了赞美德国的言论而受到指责,民众强烈要求哈佛大学解聘斯腾伯格。但是,哈佛大学没有屈从于民众的政治热情,主张真理是不分国界的,捍卫了学者的学术自由权利[17]。
  哈佛大学的教学不拘泥于形式,注重学生自我意识的发展,无论在课堂上还是课后辅导中,教师鼓励学生质疑,注重培养批判性思维,不会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学生。在每堂课程之前,教师会布置课堂讨论的内容,鼓励学生课下通过查阅多方面资料进行分析、解释,以便更有效地参加课堂讨论。教师不重视答案是否正确,而将重点放在学生新思想的培养上。哈佛大学在教学方面长期致力于营造有利于学生主动、自主发展的环境:第一,给学生学习上选择的自由;第二,使学生在所擅长的学科专业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第三,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的行为转化为自主的行为,使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
  学术自由不但体现在课程教学中,而且还反映在校园生活中。哈佛大学努力营造自由宽松、和谐包容的校园环境,为学生提供学习终身生存技能的平台。哈佛大学认为学生在社团中的经验与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一样有益于学生的发展,通过参加学生社团活动,学生会对所生活的外在环境持有积极的态度。许多校友认为学生时代参加的社团活动对其学术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每一位毕业生都会在哈佛大学校园文化、知识探索道路上留下独特的印记。哈佛大学的学生社团包罗了学术、艺术、文化和种族研究、性别研究、政治、健康福利、媒体、公共服务、娱乐、宗教信仰、社会活动、女性研究、校园生活等各个方面,形式多样,规模大小不等,总计有913个[18]。哈佛大学拥有全美最大的体育田径队伍,包含了41个体育代表队和1500多名运动员。哈佛大学的学生活动丰富多样,囊括了学生社团活动,各种艺术表演,多种竞技活动等,因为这些都有益于学生的智力、道德和个人发展[19]。
  开放是自由的保障。哈佛大学除了吸引世界各国一流的学生和学者来校学习、研究和交流外,还主动走出去,鼓励和支持师生的国际交流。在学生交流方面,哈佛大学实施了国际学生交换计划、学期留学计划以及海外暑期学习计划等,其学生遍及非洲、亚洲、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加拿大、欧洲、英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和美国本土[20]。2001~2008年,哈佛大学学生参加年度学术活动、暑期活动以及两项活动合计增长率分别为111%、661%和665%[21]。

  三、哈佛大学教育理念对我国大学的启示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曾经提出“我们还要害怕未来吗?”的问题,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字:“不”[8](P691)。是的,哈佛大学不再需要推动自己进入顶尖的高等学府之列,但是,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凭借一时之力而长治久安,适应社会、科技和文化变革的能力才是保证大学发展长期领先的原动力。在我国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变的过程中,有必要借鉴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尤其是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美国一流大学的教育经验。
  1.明确教育目标,找准目标生源
  任何一所大学都有其特定的教育目标和生源要求。哈佛大学招生录取重视学术性向和综合素质考察,确保录取“最需要的那类学生”。我国大学应当摒弃唯分数论素质的传统观念,找准自身的发展定位,明确自身的教育目标和生源标准,建立适合于自身的招生录取制度。对于那些将发展目标定位于世界一流的大学而言,不仅应当追求生源的智力发展水平,还应当对学生的个性修养、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工作能力等提出明确的要求,确保招收综合素质优良的生源。
  2.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提升大学生道德水准
  哈佛大学将培养有教养的人置于首位。培养有教养的人是一种境界,是大学对社会的责任所系。我国大学应当将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纳入到大学教育改革整体框架之中,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时数、教学活动、教学条件等各方面,规划和落实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使人才培养真正落实到“教养”上,提高所培养人才的道德水平,使其不但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和领军人才,而且是社会的道德楷模,社会文明进步的典范。
  3.把握学术真谛,强化学术地位
  哈佛大学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令人景仰的学术殿堂,其成功之道就在于把握了学术真谛,不断加强学术的地位,造就了一大批世界杰出人才。我国大学不能继续游走于学术的边沿,应当改变行政附属机构的属性,回归学术本质,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赋予教师对教育教学、学科专业建设、学校改革与发展的发言权;排除各种非学术干扰,将追求卓越的学术水平作为最高目的,造就一流人才,争取原创性成果,建立学术至上的教育体系。
  4.物资条件与文化环境建设并重
  哈佛大学前校长陆登庭曾经说过,“从本质上讲,在哈佛大学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学习思想的变化形成了一条稳定而清晰的发展轨迹。是的,我们应该思考大学教给学生的是什么,大学又应该教给学生什么。”我国大学应当走出“大楼”与“大师”之争的误区,在抓紧抓好硬件设施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化建设,大胆解放思想,培育世界一流大学所必备的校园文化;应当面向世界,以宽阔的胸襟,包容各种不同的学说、流派和思想,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气象;尊重学生的个性,将创新型人才培养建立在个性化教育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浓厚的探索热情和批判精神,使其成为负责任的社会事业的领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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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11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