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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的发展历程、教育理念及启示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别敦荣 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部辅导员 隆芳敏

  “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1]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令无数中国人对剑桥大学充满遐想和向往。剑桥大学成立于1209年,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剑桥大学地处一个拥有10万居民的英格兰小城——剑桥(也称康桥),剑桥大学因城而得名,不过,它所享有的国际声誉却并非因为这座城市多么了得,相反,这座城市却因为剑桥大学的存在而享誉世界。

  一、剑桥大学的发展历程

  剑桥大学的建立得益于中世纪大学所享有的自由迁徙的权利。1209年,为了躲避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殴斗,一批牛津大学的学者迁到剑桥,聚众教学,从而建立了剑桥大学。1226年剑桥大学建立了其最早的教学机构,教学方式以阅读和讲解课文为主,考试主要采用口头辩论的方式。期间,剑桥大学建立了第一幢大楼,学院都以其为中心,分布于四周。16世纪以后,人文主义思想传人剑桥,一批人文主义者汇聚到剑桥,在剑桥大学的教育中,古代语言和文学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原始文献研究取代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教学重心从神学转向雄辩术,教育目标实现了从培养牧师向培养有学问的政治领袖的转变。[2]31学生人数也有了显著增加,许多人来到剑桥大学并非为了通过长期的学习获得剑桥大学毕业证书,而是为了通过与剑桥大学建立非正式的联系或参加课外活动,获得一种经历,然后去伦敦谋职。[3]

  17世纪中叶,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宗教矛盾和冲突激化,剑桥大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到17世纪80年代,剑桥大学招生人数开始减少,18世纪50、60年代降到了最低点。由于其排挤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剑桥大学并未能成为非宗教化的专业教育机构,剑桥大学陷入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严重的衰退之中。与中世纪相比,此时它逐渐成为了贵族化色彩浓厚的特权机构,宗教限制严格,考试僵化死板,学术风气滑坡,教学水平下降。

  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工业革命爆发,随着新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宗教改革的广泛开展,剑桥大学的教学内容开始反映社会发展的需要,自然科学开始逐步进入课堂,1849年剑桥大学增设了自然科学的荣誉学位考试。19世纪上半叶,剑桥大学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其保守性、贵族性和宗教排他性依然非常明显。1850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先后于1850年和1872年两次来到剑桥大学调查。1856年议会通过了剑桥大学法令。法令规定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仍然是评议会,全体毕业硕士生、博士、校长、副校长成为评议会成员。评议会有权对大学管理委员会做出的决议提出修正案或否决。[4]37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剑桥大学的管理权逐步由各学院掌控过渡到大学管理委员会和全校教师组成的教授会控制。在加强大学一级管理权限的同时,教授更多地参与了大学管理。[4]86 19世纪60、70年代以后,剑桥大学在外部压力下增设了新的自然科学教授职位,1871年卡文迪什物理实验室建立。

  20世纪初期,学院导师制取代19世纪的私人导师制,成为剑桥大学颇具特色的教育制度。20世纪50年代以来,剑桥大学优越的教学、研究条件吸引了各地成绩优秀的学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大量增加。20世纪60年代后期剑桥大学委员会提交的著名的莫特报告(Mott Reports)指出:“必须加强教学和科学的联系,同时也必须大力将研究成果用于工业、医药和农业。”[5]莫特报告是剑桥大学对工业发展和当地行政当局的合作态度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1970年以来,由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发起建立的科学园成为了高新技术研究和产学研一体化的孵化站,由此而形成的所谓的“剑桥现象”享誉海内外。1987年,剑桥地区约有450~500家高技术公司,其高技术职位数相当于剑桥地区13%的就业人口,远远高于英国高技术职位占就业人口的平均比例。[6]剑桥大学与工业界成功的结合,大大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剑桥大学保持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正如剑桥大学前副校长阿莱克•布罗尔斯所说:“我们也许曾经被认为是一座象牙塔——但今天,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我们是一座拥有高技术和工商才能的宝塔。”[7]

  剑桥大学是维新的。它将工程系发展成了工学院。20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要求大学遵循新的、商业化的优先政策,为此,大幅度地削减对大学的财政补贴。1989年,剑桥大学基金会成立,计划募集2.5亿英镑以支持学校研究和开发。1999年,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研究院成立,以促进英国的产业创新。2000年开始,剑桥大学西扩计划开始实施,总额为2.1亿美元的盖茨奖学金设立,以支持剑桥大学的国际学术交流。2006年剑桥大学投资理事会成立,大学所有捐赠事物都接受该理事会指导。[8]这样,剑桥大学不但从容地应对了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紧缩,而且在新的时代坚守了其教育的传统。1986年,《亚洲华尔衔日报》选出了亚洲学者心目中的世界10所顶尖大学,剑桥大学和牛律大学并列第二。[9]在各类英国最佳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上,剑桥大学几乎都名列前茅,一流大学的地位十分稳固。

  二、剑桥大学的教育理念

  剑桥大学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素有“诺贝尔奖的摇篮”的美誉。英国科学促进会前主席、剑桥大学前副校长阿什比曾经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10]长期以来,剑桥大学秉承自身的教育理念,不为外部环境所左右,不以功利心态取舍知识,既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教育传统,又适时进行引领潮流的重大变革,从而使其历经800年风雨而长盛不衰。

  (一)“以自由教育造就绅士”

  自由教育是古希腊留给后世的重要教育文化遗产。中世纪时期,与其他大学一样,剑桥大学主要通过“自由七艺”的教育体现自由教育思想,且将其依附于基督教教育。文艺复兴时期,对人性呼唤使自由教育进而注重人文学科教育,以实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19世纪,以纽曼为代表的人文学者为捍卫自由教育在大学的重要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纽曼看来,“自由教育和自由探究就是心智、理智和反思的操作活动。”[11]7对学生进行理智训练的过程就是“自由教育”,而“理智不是用来造成或屈从于某种特殊的或偶然的目的、某种具体的行业或职业抑或是学科或科学,而是为了理智自身而进行训练,为了对其自身固有的对象的认识,也是为了其自身的最高修养”[11]72。纽曼认为,“自由教育造就的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绅士。”而这种绅士教育似乎更像一种生活方式的培养。从这个意义上讲,纽曼所倡导的“自由教育”与其说是一种自由学科的教育,不如说是心灵的训练和培养。

  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由教育思想在欧洲和美国的影响日渐式微。尽管如此,剑桥大学坚持奉行自由教育理念,强调对学生的理性训练和人格塑造,将获取知识和发展智慧作为教育的惟一和最高目的。它倡导原创性研究,提倡厚积而薄发,反对急功近利的教育功利主义。剑桥大学前副校长约翰•巴特菲尔德曾指出:“我们需要经常提高警觉,以保证大学与工商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不致损害我们的学术水平,或者导致我们不去认真研究问题。大学必须培养学术自由,这是大学实力的源泉。”[12]

  剑桥大学一贯重视人的理性训练和人格的塑造。在教学目标上,相对于知识的获得,它更重视智力的发展;在课程和专业设置上,它重视学术性的专业与课程,关注教育目的的内在性,要求追求知识的本身价值;在教学内容上,它注重博才而非专业人才的培养;在教育目的上,它着重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重视创造性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积极思考。这些反映了剑桥大学注重自由教育、重视知识的内在价值,强调发挥个人才智和潜力的传统。20世纪70年代以后,即使在剑桥大学涉足于科研开发,出现“剑桥现象”时,它也没有因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丢弃自身的传统,而是融应用和开发研究于已有的学术传统之中。自由教育理念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博大深厚的知识体系、独立自由的学术传统熏陶了一代代剑桥大学学子,使他们不仅素质优良,学术能力,尤其是质疑创新力出类拔萃。这正是剑桥大学成为诺贝尔奖摇篮的主要原因所在。[13]

  (二)“大学因培养学生而存在”

  剑桥大学副校长阿里森•理查德曾说过,剑桥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因为其培养了无数的世界一流的学生。她认为,大学是因培养学生而存在的。[14]104 2009年,恰逢剑桥大学建校800年,达尔文诞辰200年。据毕会成的观察,1月17日的夜晚,当全球的基督教堂的钟声都在为800年华诞的剑桥大学而鸣的时候,剑桥大学却只奉出了8分钟的灯光表演,将牛顿的力学公式、霍金的《时间简史》封面、弥尔顿的《复乐园》文稿等剑桥的人文骄傲投影在大学参议院的两堵墙体上。倒是达尔文的200年纪念更受关注。围绕着生物进化论,这个星球上最优秀的头脑们在各大学院轮番设坛演讲,论域遍及哲学、生物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修辞学与神学,自英格兰新年以来,每周四一场,一直到三月仍不见有收场的意思。[15]

  学院制和导师制是剑桥大学两项传统的教学制度。学生在大学课堂接触到来自其他学院的学生,可以进行学术交流。但学生绝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学院,与不同学科和背景的同学朝夕相处,有助于扩大视野,活跃思想。学院导师关心学生的成长,紧密融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学院的忠诚感。学院内所谓的“学院式生活”对塑造学生和谐发展的个性品格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英国大学的学制较短,剑桥大学本科生教育学制一般为三年。学生上完三年本科教育,可获得学士学位;接着再学一年,可获得硕士学位。如果学生三年本科教育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一年以后也可以在工作岗位上提交论文,直接申请硕士学位。剑桥大学开办了27个本科生教育专业。[2]13尽管学生都在各学院,但由大学安排本科生的教学计划,主要核心课程基本被安排在前两年;每一个学年结束的时候,学生可根据兴趣爱好和能力重新选择自己的学科专业。[2]13剑桥大学非常重视新课程的开设。每开一门新课,它首先考虑的是有没有高水平的教师来保证教学的高质量。为了确保教学质量,剑桥大学建立了完善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大学和各系都设立了教学质量委员会,系一级的委员会由学生和教师组成。委员会主要通过两种渠道收集学生对教学情况的反映:一是学生主动在系一级委员会中提出;二是教学质量委员会委员主动到学生中听取意见。对于意见较为集中的课程教学,委员会将建议任课教师研究改进。

  剑桥大学向来以考试制度严格而闻名。课程考试一般是综合性的,考核项目包括平时表现、论文、出勤率、考试等,学生要想拿高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科课程只考一次,没有补考的机会,如果考试未获通过,学生只能离开剑桥大学。1996~1997学年经济系共招收博士研究生60名,最后有9名学生因为考试不及格或论文未通过而没有得到学位。[16]剑桥大学鼓励学生创新,而不是继承老师所有的东西;它要你吃下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也就是说,必须是你自己消化吸收后的成果。

  剑桥大学对学生关怀备至,非常重视对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指导和服务。剑桥大学实行导师制,导师制是学院的核心。各学院最重要的任务是对学生学习、生活的指导和服务。每一个本科生在学院注册时,学院为其指定一名导师和一名学习指导员。导师对其指导的本科生的生活及纪律负责,并指导他成长,对他的发展提供参考意见。每一位导师在一段时间内带2~3名学生。导师绝非等闲之辈,不是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而是教授、讲师,导师要对学生言传身教。导师不承担学生的课程教学任务,教学工作由大学各学系的专任教师担任。有的导师甚至在学生毕业离校后,仍对其前途关怀备至。学习指导员则负责其指导的本科生的学术发展,对学生在学院里的学习活动负责,并要为学生提供有关课程学习方面的建议。学习指导员还负责为该本科生指定其所学课程的辅导教师。辅导教师可以是本学院或其他学院的院士,也可以是研究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本科生通常有几位辅导教师,每一个辅导教师都只负责特定课程的学习辅导。辅导教师一般每周辅导一次。辅导教师每次只面对若干学生进行小组学习,很多时候还是一对一的个别辅导。[17]每学期结束时,辅导教师将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展情况向其导师报告。

  (三)鼓励学生主动探求未知的领域

  剑桥大学的教学以自学为主,注重学生个人和导师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注重训练学生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质疑能力。在剑桥大学,学生学习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获取知识,还包括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开发和挖掘自身的潜力,培养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学习计划、教学方式、辅导方式上,剑桥大学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性,激发其主动性,鼓励其独立思考,大胆批判,主动探索。学生可根据大学各学科专业的课程表,结合个人的兴趣爱好,自由选修课程。教师重视启发教学,鼓励多提问题,激励其大胆探求未知的领域。剑桥大学的教学内容更新快,参考书更新也快。教师上课不讲固定的教材内容,而是常常介绍科技发展的新思想、新成果、新动态,甚至介绍一些尚不成熟的学术研究成果。学校和各学院举行的各种讲座、报告会丰富多彩,各种学生团体、俱乐部一应俱全。

  剑桥大学十分注重让学生早期介入学术研究课题,通过科研来培养人才。比如,工学院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安排学生做课题设计,让学生在完成课题研究中增长知识和才干,养成严谨的科学作风,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在本科学习的三年中,教师会精心安排若干由浅入深、由小到大的课题,组成一个完整的学术研究训练过程。这种研究训练系统深入,能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钻研,变跟随教师学习为自主积极创新学习。这样,大学教育的范畴就超出了已知的领域,而延伸到了广阔的未知领域。经过这种教学培养的学生,对学科的新进展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对攻克科学难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对独立工作习惯自如,在学习和研究中能够锐意创新。剑桥大学学生奥马尔•乔德里在导师罗斯•安德森教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破解了行骗者如何攻破芯片和密码技术,从网上银行盗取客户钱财的手段。乔德里在征得安德森教授和校方发展科学委员会的同意后,将自己的研究论文发表在剑桥大学计算机的学术网站上,在全球银行业引起了巨大轰动。但英国银行卡协会主席却致信剑桥大学要求将该文从学术网站撤下来。无论是校方还是安德森教授首先想到的是维护学术的尊严,维护学校的核心价值而不屈从于权贵的压力。[18]

  一位学者诗性的描述道出了剑桥大学人才辈出的玄机:剑桥大学就像一座郁郁葱葱的古老城堡,又像一个开阔的天然公园。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们满怀敬仰地求学、探索,周围的一切都浸润着你,鞭策着你,锻造着你敢与抗争世俗潮流的学术品格。也正是因此,在剑桥大学,一些本科生在毕业前就会成为学者、科学家,甚至在某个方面取得不小的成就。[19]

  (四)科技与人文并重

  剑桥大学长期秉持了古典人文教育的传统。文艺复兴之前,剑桥大学一直以训练心智或思维的神学、古典人文主义教育课程等为其主要教学内容。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引入,剑桥大学开始变革教学内容。到了16世纪,剑桥大学开始传授“新学”,包括对古典文学和《圣经》进行新的研究。16世纪末,剑桥大学设置了几何学教授职位,开设了商业、造船等方面的讲座。在文科方面,除了传统的文法、修辞学、辩论术,以及亚里士多德有关逻辑和伦理学的著作外,世界历史和罗马史等也相继进入了课程。17世纪末,剑桥大学开始开设有关笛卡尔学说的课程,世界史、罗马史概观、天文学以及伊拉斯谟、霍布斯等人的学说也在课程中得到讲授。不过到18世纪,与时代发展的需要相比,剑桥大学的教育观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科建设等还远远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课程设置仍然以古典人文学科为主,自然科学仍然没有确立其应有的地位。19世纪上半叶,剑桥大学拓宽了课程的范围,1848年之前只学不考的道德科学和自然科学被正式列为考试课程,1849年增设了自然科学的荣誉学位考试。19世纪60、70年代后,在日益增强的外部压力下,剑桥大学不断增设新的自然科学教授职位,建立自然科学实验室。1871年卡文迪什物理实验室建立,还建立了医学、化学、动物学、解剖学、工程和机械科学的实验场所。文科、植物学、地质学、农学、生理学、考古学和人类学也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和博物馆。1892年开始举行机械科学的荣誉学位考试。

  19世纪剑桥大学扩大科学教育范围,加强科学教育的努力转变了其人文教育的传统,奠定了科学与人文相互融合的基础。进入20世纪后,面对社会日益增长的对科学和工业效率的追求,剑桥大学进一步改革落后的教育模式,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建立科技与人文并重的新教育模式。1900年和1906~1907年剑桥大学两次对数学学科专业的教学内容进行实质性的调整;1903年,将经济学单独列为荣誉学士学位课程;1905年开办了采矿专业。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剑桥大学研究生阶段的学生逐年增加,1921年设立了哲学博士学位。[20]

  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明确地提出了“一切高等教育机关均应采取同产业界、商业界协作的措施”的要求。剑桥大学的教育家也意识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不是相互分离和排斥的,而是相互贯通、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是当代教育共同目标的两个方而,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60年代末,剑桥大学前副校长阿什比提出了“技术人文主义”的主张,他认为科技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矛盾是可以协调的,“困难并不在于大学不能成功地对科技时代的短期要求做出充分的反映,而在于大学将会陷于科学教育丧失人文精神从而失去科学教育的完整性。”“只有能够把技术融人到社会范围内的学生可以宣称他拥有通才教育,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技术专家。”[21]

  (五)“植根于我们的工业和商业”

  1870年,斯宾塞•珀西瓦尔在英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年会上说:“谁能不为古典大学与大商业和工业中心之间没能建立活生生的联系慨叹?我希望看到牛津和剑桥在每一个大城市都设置系科,并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工业和商业企业中而得以繁荣。”[22]珀西瓦尔的呼吁是新时代对大学要求的反映。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19世纪的英国工商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经济走向了繁荣。但一些传统大学仍然固守古老的传统,延续着培养神职人员和政治官员的教育,开设的课程僵化死板,排斥社会所需的科学技术,与新的社会需要严重脱节。面对来自社会的强烈要求,经过一系列矛盾冲突和斗争,剑桥大学顺应时局变化,鼓励毕业生到企业谋职,以获得企业界的经济支持。

  1873年剑桥大学发动了大学推广运动,在全国各地开设了100多门课程,为没有机会接受剑桥大学教育的民众提供了机会。大学推广运动第一次突破校园的限制,将大学教育传播到校园以外的全国各地,扩大了大学教育的覆盖面,拓展了大学教育直接服务于社会的功能,增强了大学教育与社会和普通民众的紧密联系。

  20世纪初,高等科技教育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到,因此大学与工业界的联系还是极为松散的,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高等科技教育被置于了促进国家发展的地位,大学与工业界的联系加强了。在这种互动中,高等科技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明确地提出了“一切高等教育机关均应采取同产业界、商业界协作的措施”[12]的要求,10多家企业从大学实验室衍生出来,在剑桥第一次形成了以技术为基础的公司浪潮。1969年莫特报告提出了剑桥以研究和开发为基础的企业发展规划,并在城市中建立科技园的设想。1970年,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在离市中心3英里的城市西北角规划出了24英亩土地,建立剑桥科学公园,利用大学的科学和创新优势,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剑桥科技园区的发展创造了“剑桥现象”,在过去的30多年中,剑桥科技园区每年不断增加5000个就业机会,园区平均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了6.3%,累计为英国创造税收550亿英镑,出口总值达到了280亿英镑,成为整个英格兰东部地区的发展中心。[23]剑桥大学科技园是大学教育与工业、企业结合的成功典范,不仅对促进英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发挥了重大影响,而且为剑桥大学保持其世界一流大学地位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剑桥大学教育理念的启示

  纵观剑桥大学800年的发展历史,其自身独特的教育理念在其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剑桥大学是一所传统的大学,但它能审时度势,根据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与剑桥大学相比,我国现代大学是年轻的,不论是其传统还是创新,剑桥大学的发展对于我国大学教育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大学教育应当注重学生品德修养教育。

  剑桥大学坚持“造就绅士”的教育理念,强调对人的理性训练和人格塑造,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一直不改初衷,孕育了培养德才兼备的时代英才的深厚文化传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浪潮日益侵入大学,在各种量化标准和经济利益压力的驱动下,大学教育出现了急功近利、不重道德教育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遏制,我国大学应当反思市场经济的冲击,高扬教育本身的价值,将大学生培养成为有教养的人。我国大学既要关注学生知识学习、专业和市场适应能力的发展,又要重视对学生进行品德修养教育,在课程设置、教学活动和生活指导中,更多地融人价值观教育、理想教育、信念教育、德行修养教育,使大学生成为社会的道德楷模,从而引领社会的文明进步。与此同时,大学要加强自身文化建设,提升自身道德水平,增强社会责任感,大学领导不以做官的姿态对待办学,教师以学术为上,潜心学问,献身真理,从而以优良的校园文化塑造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以先进的精神境界领导社会进步的方向。

  其次,坚持以学生为本。

  剑桥大学奉行“大学因培养学生而存在”,给予学生足够的学习自由和学习空间,鼓励学生主动探求未知的领域,为学生成长营造优良的学习环境。人才培养曾经是我国大学惟一的职能,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对大学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很多大学迷失了自我,对大学的人才培养职能在意识上淡薄了,在行为上忽视了,在结果上轻视了,使人才培养工作说起来重要,实际上不重要,教学成为名义上的中心工作。我国大学应当牢固地树立以学生为本,大学因学生而存在的教育理念,一切工作围绕学生的培养而展开;将服务学生的工作常规化、日常化、制度化,使行政干部自觉地在服务学生的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使教师将教学作为自己第一位的工作,建立以学生为本的学校工作体系。

  再次,培养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精英人才。

  剑桥大学重视发展自然科学,同时也注重人文和科技相结合,培养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精英人才。我国大学曾经实施高度专门化的专业教育,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很多大学进行了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并对旧的专业教育模式进行了改革,但成效还不是很明显,学科专业结构的综合化或多科化发展不协调现象严重,难以组织高水平的人文与科技相结合的教育。我国大学,尤其是有志于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应当进一步加强学科专业均衡发展,尤其应当对弱势学科专业、新建学科专业采取强力扶持措施,促使其教育和学术水平迅速提高,加速综合化或多科化发展步伐。同时,大胆实施文理工交叉融合的综合教育,培养基础宽厚、学养扎实、综合素质高、发展潜力大的精英人才。

  最后,继承传统,坚持特色,不断创新。

  剑桥大学前副校长安妮•罗丝黛尔曾说过:“剑桥的传统没有拖我们的后腿,我们为剑桥的传统和特色感到自豪。”[14]107剑桥大学是一所将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的典范,实现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有机结合。与剑桥大学相比,我国大学发展的历史不长,但一所大学不论历史长短,都需要在传统、特色和创新之间取得平衡。我国大学应当主动研究自己,尊重自身的传统,在教育实践中继续发扬办学特色,不断创新,增强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只有这样,我国大学才能不断积累实力,提高办学水平,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高等教育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之翘楚。

  参考文献:

  [1] 徐志摩.吸烟与文化 [C]//徐志摩.徐志摩文集.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274.

  [2] Green,L.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3] Anon. The New University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EB/OL]. The university Cambridge (2011-02-16) [2011-07-18]. http://www.cam.ac.uk/univ/history/16c.html.

  [4] 刘永.剑桥人的智慧 [M].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1.

  [5] The Mott Committe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versity and Science Based Industry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Reporter,1969:44.

  [6] Carter,N. & Watts,C. The Cambridge Science Park Surveys [M]. London:Publications London,1984:31.

  [7] Anon. Address by the Vice-Chancellor,Professor Sir Alec Broers [EB/OL]. The university Cambridge (2011-02-16) [2011-07-18]. http://www.admin.sam.ac.uk/news/dp/1999100102.

  [8] Anon. Cambridge through the Centuries [EB/OL] The university Cambridge (2011-02-16) [2011-07-19]. http://www.cam.ac.uk/univ/history/centuries.html.

  [9] 孙承武.巍巍学苑:全国十大名牌大学概况 [M].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3:134.

  [10] 阿什比,E•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7.

  [11] 纽曼,J.H.大学的理想 [M]. 徐辉,顾建新,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7.

  [12] 孙承武.谁与争锋——全球十大名牌大学智慧 [M/OL]. (上载日期不详)[2011-07-14]. http://www.wsfy.cn/html/sdmxweb/zh/zhl9.htm.

  [13] 谷贤林.学术精神与诺贝尔奖——剑桥、哈佛的启示 [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3):92-94.

  [14] 刘永章.剑桥大学学生培养与服务的经验及启示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3).

  [15] 毕会成.保守着前卫——写在剑桥大学建校八百年之际 [J]. 读书,2009(10):111-117.

  [16] Michael,H. Cambridge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33.

  [17] An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EB/OL]. Article Wikipedia,the free encyclopedia.(s. d.) [2011-07-14].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versity_of_Cambridge.

  [18] 赵莉.剑桥没有屈从权贵的习惯 [J]. 意林(原创版),2011(3):34.

  [19] 偏佳.不老的剑桥情怀 [J]. 教育《中旬》,2010(10):62-62.

  [20] Anon. The Revived University Of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EB/OL].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2011-02-16) [2011-07-19]. http://www.sam.ac.uk/cambuniv/pubx/history/19c.html.

  [21] Ashby,E. Technology and Academics:An Essay on Universiti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M].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63:87,84.

  [22] Muller,D.K;Ringer,F.,et al. The Rise of the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Structural Change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M].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1987:166-167.

  [23] 马兰,郭胜伟.英国硅沼——剑桥科技园的发展与启示 [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4):46-48.

来源:《现代大学教育》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