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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的发展历程、教育理念及其启示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别敦荣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蒋馨岚


  牛津大学是一所不仅对英国而且对世界和人类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牛津是一个独特而有悠久历史的大学。她的确切创办日期至今难以确定,有学者认为,早在1096到1167年期间,牛津就已经成为一个培养牧师、研究学问的中心。”[1]800多年来,在泰晤士河畔边,这所大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诗人、企业家和银行家,其中包括47位诺贝尔奖得主、6位国王、26位英国首相、86位大主教和18位红衣主教。浏览牛津大学各大图书馆与博物馆的馆藏,如同进行一场最完整的文化史巡礼;漫步牛津大学的校园,可以充分体验英国人文精神在建筑话语中的具体呈现;观察牛津大学学子的传统逸趣与严谨治学态度,能感受“大学之所以为大”的深刻内涵;凝视牛津大学名人的生平剪影,可以追寻前人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的巨大烙印。

  一、牛津大学的发展历程

  1167年,英王亨利二世与法兰西国王菲利普二世交恶,英王召回在法国巴黎大学的学者和学生,归国的师生们自发地在牛津汇集教学,为牛津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1188年,来自威尔士的历史学家杰拉尔德,召集牛津教师做了一个公众阅读报告会。在1190年,随着来自菲仕兰的学生埃默(Emo)——该校第一个英国海外学生的到来,牛津大学开启了传统的国际化教育。”[1]

  初创时期牛津大学的教学重点是经院哲学。大学是作为教会的附属机构而存在的,与宗教有着不解之缘。宗教作为一种道德准则、一种文明的力量和学者们对理性知识的不懈追求对牛津大学发挥着重要影响。因此,大学主要是以神学和人文学科闻名。学生的入学年龄一般为14、15岁,教师用拉丁文授课。学生在校学习四年以后可以获得学士学位,七年以后可以获得文学硕士学位。[2]

  13世纪,由于当地乡民和学生经常爆发冲突和骚乱,乡民用围墙将学生隔离,促成了最初的学生集体宿舍的建立。这种形式被第一批牛津大学的学院所继承,成为学生的寄宿舍。“寄宿舍成为了最常见的类型,它面向所有学生开放,除了那些非常富有和非常贫穷以及非常不喜欢交际的学生”。[3]学院就以寄宿舍为基础建立起来了,学院制随之而产生了。学院的建立标志着牛津大学开始走向繁荣。正如布洛克男爵认为:“牛津能保持其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学院结构。”[4] 2正是这种学院结构孕育出了独特的导师制教学,使中世纪的一些古老传统在牛津大学得以保留和传承。学院制的产生和兴起对牛津大学的组织结构、教学管理、学生生活等很多方面产生了影响。随着牛津大学的发展,学院制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大学的基本结构形式。

  文艺复兴时期,牛津大学作为英国思想和学术的中心,最先受到人文主义思潮的洗礼,从而成为人文主义活动的中心。但是,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主要基础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仍占据统治地位,因此,牛津大学仍然坚定地维护传统的以获取普遍知识、理智训练为至高旨要的育人理念,宗教色彩依然很浓厚。随着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进行,牛津大学的世俗化渐成趋势。所谓教育世俗化,即“教育逐步摆脱宗教的控制,走向独立的过程”[5],主要表现为在校学生人数的增长很快。“据统计,1575~1579年间,39%的牛津大学注册学生出身于绅士及以上家庭,这一比例到1580~1589年则上升到了41%,1590~1599年则更高达50%。”[5]同时,作为人文学科特色的牛津大学课程体系成为典范,人文传统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继续支配着牛津大学的人文学科,牛津大学坚持以古典人文学科知识教育为核心的自由教育观,将保存知识和训练理智作为最主要目标。

  内战发生后,牛津大学成为国王的避难所,许多学院被占用,学生担任了卫队,学校的教学工作难以正常开展,牛津大学的教育在社会变革的洪流面前止步不前,由此开始走向了衰落。主要表现形式即是入学人数锐减,1645年的入学人数只是10年前的十分之一。“1680~1690年,牛津大学的年平均入学人数是321人;在下一个10年中,这个数字降至303人;18世纪情况变得更加严峻,牛津大学大部分年份的入学人数都在300人之下,而在入学人数最低的1750~1790年中,有一年的入学人数只有182人。”[6]

  18世纪,牛津大学远离政治纷争,进行科学发现和宗教复兴。大学先后设立了植物学、化学、临床医学、解剖学、诗歌、盎格鲁—撒克逊语言等教席,还创建了自然图书馆及天文台,几何教授哈雷预测了彗星的回归日期,而被命名为哈雷彗星。19世纪中后期,学科专业设置进一步扩大。1850年,牛津大学成立了自然科学系、法学与现代史系、数学物理系,相关学科专业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新学科的加强,带动了一批博物馆、实验室的建设。1872年,作为英国第一个物理实验室——克莱伦顿实验室的建成,标志着牛津大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从1878年起牛津大学相继成立了五所女子学院:玛格丽特夫人堂、萨默维尔学院、圣休学院、圣希尔达学院和圣安妮学院。[4] 49牛津大学还成立了“女子教育协会”,以促进女子教育的发展。牛津大学参与女子高等教育,从总体上提高了女子高等教育的水平。

  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期,牛津大学在加强以人文科学为核心科学研究领域以外,大力发展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其中包括医学。20世纪中期以来,牛津大学不仅在文理基础科学而且在应用科学研究中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譬如,在生物医学领域,自从弗雷明发现青霉素后,40年代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弗罗里和蔡恩就将它投入临床应用,结果3人共享诺贝尔奖;在环境科学领域,牛津大学的研究涉及森林史、气候变化、遥感、野生动物保护、家畜管理、污染、沙漠侵蚀等众多方面;在地球内部动力学、陆界变形研究和古生物学等领域,牛津大学也很有成就;数学研究所在许多数学分支学科研究中居于世界前列,计算机科学研究在国内外亦有很高地位;在蛋白质、新型无机材料合成、分子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等方面都有重大成果问世,并在化工、医药、微电子工业等领域推广应用。因此,当今的牛津大学在人文、自然、历史乃至哲学等方面都处于全国和国际领先地位,继续为国家和世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牛津大学的教育理念

  教育理念是一所大学的基本教育主张和教育追求。教育理念不是教育现实,但源于对教育现实的深思熟虑,是教育主体对教育现实的自觉反映,因此,教育理念以教育现实为载体。牛津大学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理念,对大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造就有教养的绅士

  牛津大学在其800多年发展过程中,强调培养有教养的人,造就有教养的绅士。他们认为具有教养比具有高深学识更重要,彰显了自由教育的理念。

  自由教育的概念始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都对自由教育思想作过论述,他们的核心思想都强调获取知识和发展智慧是教育的唯一和最高目的,反对诸如教育为从事某种职业作准备的功利主义,[7]这对后来大学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由教育是牛津大学古老的教育理念,是牛津大学人才培养传统形成的思想根源。曾任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的纽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自由教育的目的是造就有教养的绅士。他在《大学的理念》之“知识本身即为目的”一章中明确提出:“自由教育造就的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绅士。”“绅士是一个从不伤害别人的人”,[8]是“有文化修养”、“具备思想和行为上一切优良品行”的人。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大学的光荣在于培养完全有教养的人”,“培养有文化修养的人是教育的真正的也是唯一的目的”。[9] 86纽曼强调自由教育追求的是个体不受蒙蔽、限制、束缚的心灵状态,认为自由知识的学习会促进人的心智的发展,而心智的发展是自由教育的过程和目标。“自由教育和自由探究就是心智、理智和反思的操作活动。”[9] 27在他看来,对学生进行理智的训练过程就是“自由教育”,而“理智不是用来造成或屈从于某种特殊的或偶然的目的、某种具体的行业或职业抑或是学科或科学,而是为了理智自身而进行训练,为了对其自身固有的对象的认识,也是为了其自身的最高修养”。[9] 72

  正是在以“大学培养的是绅士”为基本内涵的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下,牛津大学形成了以造就有教养的绅士为人才培养目标的自由教育历史传统。牛津大学坚决反对追求实用性、功利性的人才培养目标,强调以人性教育、完善人格为宗旨,以注重实现和促进个体身心和谐发展为培养目标;反对教育外在的功利目的,重视学术性的专业与课程,重视人文学科和基础理论研究。牛津大学在统治英国大学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强调培养有教养的人,而不是有学问的人;大学毕业生有绅士般的教养比有高深的学识更重要;大学的职责是实施博雅教育而非专业训练。正如牛津大学史学者谢尔顿•罗斯布莱特所说:“纽曼的大学理念,既是英国的大学理念,也是牛津的大学理念。如果说纽曼关于牛津大学的理念是对他19世纪20年代学院生活的回忆,也许更准确。”[10]沃尔特•莫伯利爵士曾指出,牛津大学的主要目标一直是培养有教养的绅士。[11]美国学者也喜欢把牛津大学的培养目标称为绅士领袖(gentleman leader)和绅士学者(gentleman scholar)。[12]

  (二)培养精英人才

  作为英国高等教育的摇篮,从中世纪起,牛津大学就肩负起了继承和弘扬优秀文化和人才培养的重任,这对于英国在文艺复兴以后的崛起,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后迅速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牛津大学培养出的高层次政治家和公务员比其他所有大学(包括剑桥大学)加在一起还要多。”[11]

  在中世纪,牛津大学培养包括天主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及与此相关的人员在内的神职人员,还对那些将在教会、国家占据最高地位的人提供专业训练。从16世纪起,牛津大学逐步成为上流社会和有抱负的社会阶层接受教育的场所,几乎为英国贵族家庭的子弟所垄断。在17、18世纪,处于衰败期的牛津大学,尽管每年招生人数只有200人左右,但在培养社会精英方面仍然具有重大作用。比起以往,牛津大学内部的社会差别变得更为显著,绅士子弟的数量激增。“这个时期,牛津大学接受英国贵族大学生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上院贵族进入牛津大学的比例(61%)高于进入剑桥的比例(39%)。”[13]到19世纪,学校宗教色彩逐渐减退,除了牧师和政治领袖,牛津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中又增加了社会其他领域的精英人才。在20世纪,面对中产阶级的职业需求,牛津大学增加了许多包括职业技术科目方面的新科目,例如,工程及其分支、生物科学技术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等。

  在培养精英人才的理念指导下,牛津大学在人才培养实践方式上采用导师制。导师制是牛津大学针对本科生的一种独特的培养制度,导师制是牛津大学之所以卓越之所在。导师制为学生学习提供了充分的自由空间,使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提高。导师对学生课业品性负全责,不但要关心学生学业上的进步和发展,还要关心帮助学生解决个人问题、心理问题、品德问题等。正如加拿大教授利考克所说:“导师与二三学子,时常相聚一堂,或坐斗室相对论学,或集诸子茶点小饮于导师之家,剖析疑难而外,并得指示学生修养之法,解答学生个人问题。导师视门人如子弟,门人视导师如良师益友,从学之期虽暂,而缔交辄终身,受其潜移默化,不觉品德与学问俱进也。”[14]利考克教授在考察牛津大学后认为,牛津大学成功的秘诀,关键就在于导师的作用。我国学者林语堂先生也有类似评说,“牛津剑桥的学生所以好,得益于导师制度,导师坐在那里喷烟,喷得你天才冒火。”[15]虽然在今天的牛津,喷烟的导师越来越少见,但这种师生共同研讨的情景依然随处可见。

  培养精英人才,必须保证教师和招收的学生一流。牛津大学重视优秀师资队伍建设,在世界范围内遴选世界优秀教师来进行教学和科研,对教师有一套严格的选拔制度。在招生方面,牛津大学通过严格的筛选过程,只招收最有创造潜力的优秀学生进行培养,从而使得牛津大学数百年来人才辈出。

  (三)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

  “艺术的牛津,科学的剑桥”,一方是人文科学家,一方是自然科学家。这是人们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差别的典型评论。其实,人们只说对了一半。实际情况是,牛津大学也有自然科学的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罗杰•培根。牛津大学在其近代化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一直致力于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融合,尽管其间曾经出现过多次激烈的论争和教育实践的迷茫,但其历史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

  牛津大学的传统教育主要体现在古典人文教育上。但是,工业革命后,随着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人们对牛津大学的指责和批评,促使其不断适应工业革命的要求而推行科学教育,使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相互融合,从而逐步形成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新理念。

  牛津大学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专业设置上。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在继续维持政治领袖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牛津大学又确立了培养科学人才的目标,包括培养人文学科人才、自然科学和技术人才和社会科学人才。“二战”结束以来,在坚持人文教育传统优势的同时,牛津大学加强了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就读牛津大学的本科生人数在文理方面与以前相比也有了变化,文理科学生人数之间的差别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悬殊。例如,2009年,“牛津有53%的本科生学习人文和社会科学,43%的本科生学习医学、数学、物理和生命科学,剩下的是继续教育学生”。[16]在学科专业设置方面,牛津大学不断改革学科专业结构,逐步增设新的学科领域,切实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学科和课程的综合性越来越突出。1871年,牛津大学的科学和历史迅速成为同古典学、数学同等重要的学科。进入20世纪后,牛津大学在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奋起直追,在自然科学和医科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世纪中叶以来,牛津大学建立了别具特色的专业体系和多样化的课程体系,学科建设朝着学科综合性、文理平衡、文理渗透、学科交叉的方向发展。经过不断发展,牛津大学现在已经成为一所文、理、法、管、医、工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

  (四)国际化教育

  牛津大学在成立之初就是一个国际学术团体,因此,教育的国际化是它与生俱来的一大特征。牛津大学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其国际化教育。全方位开放办学理念使牛津大学吸引到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申请入学,牛津大学不仅注重吸收英国本土的优秀生源,而且注重吸收全世界的优秀学生,在20000多名在校学生中,海外学生超过三分之一。[17]在全日制研究生中,来自英国以外国家的学生占到63 %。[18]海外学生来自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生源的国际化为牛津大学提供了国际化的校园文化氛围,具有不同的国家、社会、教育和种族背景的学生聚集一堂,成就了牛津大学的国际化教育。

  与世界各地的大学保持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是其国际化教育的基础。牛津大学与世界各地的大学保持着高水平的交流与协作。牛津大学大部分研究人员都与海外同行保持着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建立了与世界各地有联系、世界上有影响的许多研究机构,如:“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IARU)、牛津—普林斯顿大学学者联盟(Oxford-Princeton )、英国牛津大学国立卫生研究院(Oxford-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19]。目前牛津大学与美国名校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正在联手建设网上“终身学习大学联盟”,以便为这四所学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校友提供非学历的文、理科方面的网上课程。

  在牛津大学,学术工作是一项国际性的事业。[20]牛津大学的国际战略内容广泛而具体的,包括国际学生招收和资助,国际化的学术人员和学生,为所有学生服务的国际教育经验,研究和教育的国际合作等。[21]牛津大学支持教学和研究人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包括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仁合作开展国际学术研究,共同审查论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和研讨会等。在2003~2008年短短五年间,牛津大学的国际学术研究人员上升了57%。[16]牛津大学高度重视广泛的国际问题,[22]与世界上很多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组建了一个全球性合作网络。通过国际合作,不仅能促进国际教学项目的共享,提高对研究潮流发展方向的把握能力,同时还能促进国际研究的传播。正是因为有了强有力的国际战略,“几乎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跟牛津大学有联系。学术研究涵盖全球所有区域,具有全球性重大意义。成员和研究机构分布世界范围,包括超过44000名校友分布在英国之外的188个国家。”[23]

  三、牛津大学教育理念的启示

  牛津大学是一所古老的大学,她因历史悠久、大师云集、人才培养和学术成就卓著、国际化程度高而享誉世界;同时它又是一所现代的大学,她以常人难以理解的智慧把中世纪以来的教育传统与现代大学教育理念融为一体,不断创造辉煌,在国家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活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直保持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而不动摇。其成功的经验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着有益的启示。

  1.一流大学应坚守精英教育的传统

牛津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在人才培养上一直秉承着精英教育的传统,始终以培养精英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而不动摇。根据这一传统,牛津大学在人才培养中采用导师制作为保障,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富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级人才。英国历史上40多位首相中,有29位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著名的政治家、银行家、企业家和学者更是层出不穷。

  在世界一流大学众多的标准中,培养出国际公认的杰出人才是最重要的标志。大学不光要出物质成果,更要出杰出人才。学生质量是大学水平高低的直接反映,只有培养出世界一流人才的大学才堪称世界一流大学。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空有造就硕学鸿儒之志,却没有明确具体的杰出人才定位。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我国大学不仅应当志向高远,更要在教育实践中将培养杰出人才的目标落实到各个具体环节中去,尤其应当通过大学的基本制度来保证杰出人才培养,使杰出人才层出不穷。

  导师制是牛津大学培养精英人才的基本制度,它甚至被认为是牛津大学皇冠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由于环境和条件的差异,我国大学难以实行牛津大学的导师制,但它们所体现的以学生为本和精英教育的理念却很值得我们借鉴。我国一些追求建设高水平包括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将科研放在第一位,将教学放在第二位;将研究生教育放在第一位,将本科教育放在第二位,与牛津大学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相去甚远。我国大学应当调整办学定位,正确认识本科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本科教育科学合理的地位,使其回归大学的核心地位。大学的优质资源首先应当用于本科教育,大学的基本制度应当围绕本科教育的需要来建设与改革,将本科教育打造成为精英教育。

  2.大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人才

  牛津大学由中世纪沿用至今的校徽上写着“Dominus illumination mea”(主照亮或启发我),彰显出宗教对大学的影响,强调“启示”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牛津大学坚守绅士教育传统,重视教育的育人功能。牛津大学将育人功能置于大学的首位,科学研究服从且服务于人才培养。这是其人才辈出、引领风骚的奥秘之所在。我国大学,包括一些以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大学,在其办学主张中常常声言将人才培养放在重要位置,但在实际办学中,人才培养却成为大学诸多工作中的一项,而非各项工作的核心。所以,从根本上说,人才培养在我国大学,包括一些以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大学,仅仅成为众多常规工作之一。

  牛津大学将人才培养工作视作根本任务,甚至将教师的科研工作放到寒暑假进行,以不影响教学工作的做法,是很能给我们启发的。我国大学应当准确认识人才培养工作的意义,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建立学生工作的全员工作机制,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定位上,将教学放在首位,集中各种资源于人才培养,尤其应当改变人才培养工作就是教务处和学工处的事情的传统观念,各部门都要担负人才培养工作的责任,每一个教职员工都要以服务学生为荣,着力解决学生生活、学习和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以健全的人格、良好的品德、发达的智慧以及公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走向社会,成为国家和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

  3.文化传统是孕育优秀人才的土壤

  “牛津的历史就是一部英国史,西方文化艺术的每一次思潮,都可以在牛津找到一些痕迹”。[24]牛津大学历史悠久,在800多年的演进中积淀了深厚的传统,铸就了一种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尽管牛津大学的教育也曾出现过衰退和停滞的时期,但纵观其历史大势,有一种信仰贯穿了其数百年的兴替轮转,这就是对学术的景仰和对真理的孜孜以求。为此,牛津大学尊师重教,崇尚自由。我国大学,包括一些目标瞄准世界一流的大学,不重视文化传统积淀,将学术置于行政的掌控之下,学术无地位,教师不自由,教师以升任行政职位为荣,学术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应付行政的要求和考核,教师和学术都围着行政和行政主管转。这种大学的教育是不可能孕育出独立精神的,也不可能产生优秀人才成长的土壤,更不可能产生优秀文化传统。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我国大学应当秉承大学的使命,将学术视作生命之所在,将追求真理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大力培育崇尚学术的文化传统,构建行政服务服从于学术的组织机制,从而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和条件。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作为文明古国和负责任的大国所承担的国际文化教育使命的要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能单纯重视物质条件建设,还应当重视文化和精神建设。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堆砌,不能急功近利。我国大学应当把握大学的本质,以大学的精神与文化为依归,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主动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果,建设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文化环境。

  4.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培养一流人才的重要途径

  牛津大学是一所高度国际化的大学,来自世界各国的教师和学生在交流与合作中学习,在交流与合作中发展,广泛参与国际学术事务,使教育教学活动建立在国际多元先进文化基础之上,为培养世界一流人才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我国大学重视国际教育与合作,但长期以来,存在派出人员多,吸引人员少;以学习为目的的多,以教育输出为目的的少,造成我国在海外留学的学生和学者众多,但国内大学的国际化元素非常有限的局面。这种状况应当改变,尤其是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大学,应当牢固地树立国际化教育理念,大力增强教育的国际化元素,包括教职员工的国际化、学生的国际化、课程的国际化、教学活动的国际化等,通过深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国际化教育,增强教育实力,提升教育水平。
  国际化教育不应外在于现有的教育体系和环境,而应当是大学教育体系和环境内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化教育的基础在于学术的国际通融性,在于国际学术的可交流性和可合作性。我国大学具有后发性,且与生俱来便不乏国际化教育,只是长期受意识形态影响,国际化教育属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彰显。21世纪的我国大学应当以学术的国际性为基础,大力拓展国际化教育,以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础,融合世界各国先进文化,构建国际化教育应有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促进教育的国际教育与合作,建设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拥有跨国界学习便利的国际化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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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复旦教育论坛》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