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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以大学章程为载体,以治理变革为突破口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周光礼


  一、正确理解现代大学制度
  在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作为褒义词使用的,它特指一种理想的大学制度。作为一种好制度,人们把一切美好的价值都归于现代大学制度之中。柏林大学因重视“学术自由”以及“教学与科研的统一”而被认定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源头活水,美国大学因崇尚“3A原则”(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而被推崇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黄金标准。因此,人们常常把现代大学制度等同于西方的大学制度。这种逻辑体现了“理想导向”政策范式,较少考虑中国文化传统和具体问题。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应该坚持“问题导向”的政策范式,政府倡导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旨在解决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事实上,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问题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三大转型的背景下彰显出来的,即由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由集权管理体制向分权管理体制转型、由大学的行政化运作向去行政化转型。我们所要建立的现代大学制度就是能够适应这三大转型的大学制度。

  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评价标准
  如何评价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有人认为,评价现代大学制度是否建成的主要标准是:按要求制定大学章程、制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议事规则、建立大学董事会或理事会(咨询性)、完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等。这些当然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评价标准,但这只是形式标准而非实质标准、是阶段性标准而非终结性标准。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标准应该包括两个。第一,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必须适应中国“由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由集权管理体制向分权管理制、由大学行政化运作向去行政化”三大转型。大学组织的变革应该回应宏观社会背景的变迁。第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必须有利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人才培养是大学永恒的主题,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只是人才培养的三种不同方式,科研活动和社会服务如果与人才培养无关,就不应该纳入大学职能的范围。因此,评价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有效性最终要看是否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需要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稳定而灵活的办学经费,二是管理的体制机制。后者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大学制度。

  三、现代大学制度的载体和内容
  大学章程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主要载体。大学章程是指大学最高权力机构,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尊重大学组织特性、遵守行政法规制定程序,制定出来的上承国家法律大学(学术版)法规下启内部各项规章制度的大学最高纲领。作为大学的“宪章”,一个完整的大学章程应该包括:Charter(特许状)、Bylaw(决策机构的议事规则)、Statue(大学管理规则),这些奠定了一个大学的基本秩序构架。根据世界通例,大学章程具有两点共同特质。一是公立大学一般是在国家的法律框架内制定章程。世界各国的公立大学章程几乎都是基于国家的法律框架,英国、美国一些公立大学章程甚至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这些为大学量身打造的章程本身就是国家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大学章程的主要功用是规制大学权力运行。大学章程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大学权力的分配和制约,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规范大学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大学章程既规范大学办学行为也规范政府管理行为,由于大学章程对政府也具有约束力,故它具有一定的外部法律效力。第二,规范大学内部各群体间的权力关系。这些关系包括党委与行政之间的权力关系、行政人员与学术人员之间的权力关系、行政人员与学生之间的权力关系。第三,规范大学与院系之间的权力关系。保障院系等基层学术组织的自治权是激活学术的心脏地带的需要。当前中国大学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权力过于集中于学校层面,院系等基层学术组织基本没有权力;二是基层学术组织过多,不利于资源共享和学科融合。解决这两个问题涉及大学内部的院系调整,院系调整之所有艰难是因为背后是利益冲突,要根本解决这些利益问题,需要大学章程予以明确规定。

  四、推动大学制度变革要尊重大学的组织特性
  现代大学制度的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推动大学制度变革必须要考虑大学的组织特性。大学首先是一个学术组织,追求真理、发展学术是大学本质属性。基于这一组织特性,中国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坚持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传统价值观,这是大学的内在逻辑。但大学又是一个资源依赖型组织,获取外部资源、实现组织持续生存是大学变革的根本动力。对外部需求的回应能力是衡量当代大学生存能力的尺度。当代大学植根于相互联系的网络之中,组织所需要的各种资源都是从环境中得到的,大学不得不依赖这些资源的外部提供者。作为一个能动的行动者,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制度形态必须重视所处环境中的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对资源的最终流入有很大影响。纵观大学发达史,推动大学变革的力量常常来自大学的外部,这是资源依赖的明证。比如美国二战以来历次高等教育大变革的推动者都不是来自大学内部,而是来自于大学外部,产业界往往拥有大学变革的话语权。正是组织与环境的互动,决定了大学治理结构的变革。中国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也必须重视社会环境、以灵活的战略塑造环境,引导社会的需要,重视与社会的互动与开放。中国当前的大学治理结构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这一治理结构基本反映了大学组织的学术性和资源依赖性。但是,这一治理结构只是提供了一个没有具体运作规定体系的制度框架,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当务之急是为这一治理结构创设运作机制。各大学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完善现代大学制度。

来源:《大学》(学术版) 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