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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联:大学教师身份考察与大学文化的复兴
  

  从大学的发展史来看,大学基业长青的根基在于其自由的文化传统, 而大学教师也是十分关键的一个方面。梁漱溟曾描述道,“文化, 就是吾人生活依靠的一切”。他道出了文化所蕴含的最深层含义,并将文化这一虚无缥缈的概念和我们周遭的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从中依稀可见, 当我们提到人的时候,从根本上是在讲他的文化内涵; 当我们谈到大学运行的时候, 必定关乎大学中的文化;当我们谈到大学文化的时候,必定关乎其中的人的信念及其行为方式。众所周知,大学是一个特殊的实体,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这是大学有别于其他组织的特殊性之一。大学文化的一个主要载体是一群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师。因此,大学教师群体在大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一、大学教师的身份

  大学教师的身份是关系大学发展的“人”的因素。大学教师究竟具有怎样的身份?

  汉语“身份”一词中的“身”字除了身体之外,也有“自己、本身”之意。“身份”对应的英语单词常用的有两个, Identity 和Status。社会学角度的界定更倾向于Status,其释义是“身份、地位”以及“情形、状况”;Identity 在哲学、心理学意义上的意味更浓,释义是“同一性、一致”。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身份”一般指自身所处的地位或受人尊重的地位。韦伯关于身份的界定侧重于“生活方式” 和“社会声誉”,其定义更加严密细致。他认为:“‘身份’指的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的肯定或否定的特权,它建立在如下的一种或数种因素基础之上:1) 生活方式;2) 正式的教育过程,包括实际经验的训练或理性的训练,及与此相对应的生活方式;3)因出身或因职业而获得的声望。”

  从哲学、心理学意义上讲,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也有研究者把“身份”理解为人与他所生存的文化环境(即“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的被意识到的联系。利用这种联系,他得以做出关于其生活意义的解释。简单来讲,身份就是人们对自己是谁以及什么对自身有意义的理解与认同。

  从上述两方面的研究可见,“教师身份”一词具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社会身份系统中大学教师的身份,指教师这一职业的“生活方式” 以及他在社会系统中的“声誉” 和位置。若将大学教师作为一项职业,那么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员具有相近的受教育水平,并且他们在权利和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行事规则等方面都具有同一性。大学教师的身份认同即是对这一同一性的关注,是教师对自身所从事的这项职业与其他职业不同的特征的意识。第二重含义是大学教师作为大学组织文化中的身份,更关心的是个体对自身生存状态和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意识。大学教师在大学组织系统中生活、工作, 他们对自身的认知、对自身与同行业者之间关系的理解,直接影响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行事规则,直接影响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的构建。

  二、大学与大学教师身份的嬗变

  1.早期西方大学教师的身份

  西方大学形成于欧洲中世纪,最早以行会形式出现。经过上千年的磨砺,利用教会、世俗政权以及地方当局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来为自己争取到一席之地的西方大学形成了与中国传统大学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组织形式。知识本身是西方大学本能的追求,而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是其所崇尚的精神。

  教师在早期西方大学拥有非常高的地位,尤其是医学、民法学教授。许多神学家和教会法教师,还在教会中获得了像主教和红衣大主教那样的地位。当时最有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都是大学教授,他们“如天使般纯洁善良,如磐石般坚强,不可战胜;他们学识渊博,兴趣广泛” 。并且在大学形成的初期,一般由一名(或数名)在某一领域有声望的学者和他的追随者自行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类似于行会的团体进行教师和知识的交易。例如,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又译波隆那大学),就是由于当时最知名的罗马法学者伊尔内留斯(Irnerius, 1050-1130)在波洛尼亚讲学并吸引了大批来自欧洲各国的游学青年而形成的。法国的巴黎由于著名学者阿伯拉尔的名望而在12 世纪初成为欧洲重要的学术中心,大批青年从欧洲各国慕名而来,据说最盛时有五千多人听他讲课。与阿伯拉尔观点不同的学者也在这里安营扎寨,公开与他辩论。巴黎大学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应运而生。

  中世纪大学在最初形成时已表现出自治的特点。以后,虽然教俗统治者都不断加强对大学的控制,但大学内部事务基本都由学校管理。中世纪大学按领导体制分为“学生” 大学和“先生”大学。前者由学生主管校务;后者由教师管理校务,学校诸事均由教师决定。巴黎大学就是典型的“先生” 大学。这个时期的大学,不是学生协会,就是教师的共同体。

  但是在知识传递上,早期大学的教师具有很大的自由,即拥有教授自己所认为的真理的权利。大学初期在课程设置方面并不固定,各大学、甚至各教师自己规定开设的课程。除了具有特殊性的神学和哲学以外,在法律、医学、语法和数学领域,教师可以自由地教学和争论。在中世纪,没有哪一个教授因为其言论而遭到谴责。而且,尽管在罗马帝国后期出现过个别论文被当众焚毁的现象,但直到16 世纪才出现有组织的书籍审查制度。由此可以推断,当时教师们实际上的自由空间很大。

  中世纪大学教师的社会地位、所拥有的自由度可见一斑。并且, 由于不完全受教会和世俗权力的控制,因而他们的权力、义务、责任、行事规则也十分单纯。大学自治是学术研究自由的必要保证。在这一点上,中世纪大学已为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中国大学教师的传统身份

  中国的“大学” 始于两千多年前,《大学》一书是其思想的精髓,但“此大学” 非西方的“彼大学”。“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中国传统大学之道,是其两千多年来始终不变的思维范式。这种中国传统“大学”,或寄存于宫廷,或散落于民间,或承载于各类典籍中,或深藏在贤哲的头脑里。基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这一大学理念,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形态各异的大学组织。春秋战国时孔子的私学、稷下学宫以及汉唐的太学、宋代的书院等, 都是中国的传统大学。作为精神载体和文化符号的“大学” 与作为组织的“大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学术传统的底色。

  因此,中国大学教师具有非同一般的传统身份。与其说中国古代“大学”是像西方早期大学那样的实体学校,毋宁说“大学” 是一种信念和理想,每一个古代的士人或者知识人心中都有一所大学。这种信仰绝不亚于西方大学对宗教的虔诚和对自由的信仰。一般来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与秦汉以后的大学教师在身份上具有较大的差异;正统大学教师身份与书院讲学学者身份也有很大的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促进了私学的发展和百家争鸣的兴起。由于“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因而这时候的士人有相当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与各国执政者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的问题,合则留,不合则去;公室不留可去私室,私门不留可去他国。处在这种流动状态中的士具有相当独立的人格。而各国执政者竞相罗致供养,也强化了士的独立意识、抬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正是这样的社会氛围,使广大的士人思想很少受到束缚,能够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领域内纵横驰骋。

  中国大学教师身份和古代士人身份一脉相承。以稷下学宫为例,稷下学宫是由养士之风制度化而形成的高等学府,是官家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学校。虽然稷下学宫由官家举办,但当时的学者具有相当大的学术自由。他们既不担任具体职务、不加入官僚系统,却可以对国事发表批评性的议论,具有很高的“不治而议论”的政治待遇。同时,学者们的待遇优厚, 既无政事烦恼又无缺衣少食之忧,因而学者们能够专心著述与言治乱之事。并且,当时的稷下先生具有“不臣之位”,他们与君王之间更多的是师友关系而非君臣关系。

  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文教政策逐渐建立。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兴太学、中选举建议被采纳之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儒学经籍为基本内容的学校系统。从此,中央太学就构成了此后两千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框架,而之后的书院、经馆则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私人讲学之风,由此形成了两套不同的文化教育体系。

  在官学系统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官、师是合一的。大学教师纳入官僚系统,其聘用、待遇、考评、升迁等基本上按官员的方式和标准进行。在学校系统中,不同等级学校的学官主要根据官品的高低确定,而与学术造诣基本无涉。不同等级的学官身份虽然同为博士、助教,但其品级却存在差异,待遇也不相同。即使是在同一学校,不同品级身份的学官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也有着极大的差别。“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关系更加强化了这种等级关系,使得皇帝金口玉言,使得教师的话就是学生的金科玉律,使得教师成为社会的代表、道德的化身。政教合一的官学系统促成了教师的政治人身份和意识,养成了学官的权力人格。政治身份成了衡量一个人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唯一标识。

  与官学相对的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书院教育。书院继承了早期私学的遗风,具有“不治而议论”的自治传统。因此,在集权的官学体制下,当公立学校兴盛的时候书院就沉寂、低迷,当公立学校衰弱的时候书院就显示出异常的兴盛。但总的来说,私学和书院的自治并没有欧洲大学那种所谓的特许状,其命运往往与主持书院的学者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介绍各种异端的学说和著作、倡导反传统的方法使朝廷的学术权威受到挑战,其命运要么遭到无情镇压(从秦朝“焚书坑儒”到明末“东林党”朋党之争足见其甚),要么被并入科举教育体制而成为这种教育的附属品。

  显然,不管是书院还是科举制度中的学校,两者都同欧洲大学所享有的那种自治权根本无缘,因为它始终是以对皇权的效忠和严格恪守儒家经典为前提。正如一个19 世纪的英国学者所说,“整个中国就像一所巨大的大学,这所大学由其内部培养出来的学者来管理统治”。

  3.现代大学教师的身份危机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随着高等教育的繁荣昌盛,大学都已渐渐消失了中世纪的样貌。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西方大学在成百上千年之后的今天,在日新月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依然葆有着重要社会地位的原始魅力所在。然而与此同时,西方大学自恋的传统又使其成了离群索居的“象牙塔”。原因在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知识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 使传统的西方大学渐渐世俗化。如今,大学不再是一个居住僧侣的村庄,也不再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城堡,现代的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个五光十色、魅力无穷的大都市——智力城。无论圈内赞成与否、接受与否,坊间俨然已将现代大学视为沟通社会各个领域、身兼数个职能的“社会服务站”,并常常以“高等教育”代替传统的“大学” 这一称呼。“高等教育” 更能概括目前大学的功能,它以服务社会为第一要务并以此来组织学校的教学和科研等活动,不仅要坚持自己的操守,还要满足社会的需求。大学已经告别了“象牙塔”的时代,并且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从社会发展的边缘走向社会发展的中心。

  现代大学并非一个时间限定,更重要的是其价值理念、功能目标已远远超出了早期大学的范畴,与社会各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不能偏居一隅而独善其身,必须接受更多的求学者、考虑更多人群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大学教师处在一个尴尬的时期,克拉克•科尔对巨型大学教师的处境描述道:“当学者实际运用他们的知识为社会其他部门提供帮助时, 他们所从事的是直接应用知识的工作。……在教授和教师的许多特殊活动中,我们可以找到的共同内容就是知识操作,只是发现、保存、提炼、传授和应用知识的工作组合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如果说木匠的工作就是手拿榔头敲打钉子的话, 那么教授的工作就是围绕一组一般的或特殊的知识, 寻找方式扩大它或把它传授给他人。”

  从职业的社会地位来看,大学教师成了三百六十行中一个普通的职业,没有过人之处,更没有特权。将大学教师和木匠相提并论,可见现在已经不再是教师们的黄金时代,“天地君亲师”的信念也已成为过去时。当知识变得实用和廉价、人人唾手可得时,教师这一职业开始频频受人诟病,教师的身份便失去了曾经的神圣感和尊严。甚至有学者认为,在现代大学管理法则和市场法则的侵蚀下,“大学教师正在丧失原有的尊贵身份,也许将来的中国高校教师与‘卖东西的’不再有什么区别”。

  在大学内部,由于公司文化、管理主义、社会问责等造成的重负使大学和大学教师陷入重围。传统价值理念大部分已风采不再,有研究者称当前的知识人正经历着一个精神裂变和众神狂欢的时代。于是,大学教师的传统身份被消解,曾经拥有的自由也正被侵蚀,变得迷茫、无措。

  就中国大学而言,现代中国大学从19 世纪末与西方国家接触后开始萌芽,此后传统的中国大学逐渐被西方大学文明所取代。现代中国大学在学制、管理体制、学科分类、课程设置等方面直接从西方大学移植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尽管沿用了西方大学的构架,但还保留着中国传统大学的印迹。西方大学的发展经历了上千年的沉淀,而中国大学却融和了古、今、中、外的大学理念和制度。跨过这个漫长的发展期,只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就已赫然跻身于现代大学之列。从这个方面来看,现代中国大学极像一个巨大的试验器皿,承载着东方的精神和西方的思想,两种文化混合反应的结果还不得而知。事实上,言必称“世界一流”、“国际领先” 的中国现代大学经过了百年的搅拌和煎熬后,其政治附庸的烙印尚不曾消除,学术文化也远未扎根。就大学教师的身份而言,如果说早期西方大学教师是知识的主宰和自由探索者、笃信“吾爱吾师, 吾更爱真理”,那么早期中国大学教师(无论是官学中人还是私学大儒)无不以经世致用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平生之志。由于中国大学教师身份与政治制度之间的特殊关系,加之西方大学文化的渗透,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都危及教师的传统身份。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今的中国大学教师难免会凭窗怆然,“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三、复兴大学文化系统, 构建大学学术共同体

  1.复兴大学文化系统

  在一般组织中,文化分为三种水平:人为饰物,即可见的组织结构和程序;外显价值观,即组织策略、目标和哲学观;基本假设,即潜意识的信念、知觉、想法和情感。组织文化的核心或精华是基本假设,即早已在人们头脑中生根的不被意识到的假设、价值、信仰、规范等。由于它们大部分处于一种无意识的层次, 存在于人们的自然属性、人际关系与活动、现实与事实之中,所以很难被观察到。然而,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我们才得以理解每一个具体组织事件为什么会以特定的形式发生。这一解释形象地表现出文化概念的深邃和复杂,并且敏锐地指出,深层次的价值、信仰、观念才是文化的核心,看不到的文化才无处不在、左右着人的整个生活。正如华裔学者余英时教授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一套行为系统,其核心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

  大学文化是某种“思维方式和集体行为方式”。大学文化比一般组织更加复杂,其复杂之处在于大学具有两套同样根深蒂固的文化系统。因此,大学文化的复兴需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首先,增强大学学科的文化凝聚力。相对于社会的其他组织机构而言,高等教育或大学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方式,而这一存在即是对高深学问的传递和探索。只要大学仍然是正规组织,她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知识材料通过学科的形式而松散地联结起来,形成以知识价值为中心的一套文化系统。自由和自治历来是大学的核心价值,也是其生命的支柱,从而潜意识地作用于其承载者——大学教师的行为系统。可见,增强大学学科文化的凝聚力是复兴大学文化之本。

  其次,着力构建院校文化。基于实体的院校文化,可以称之为大学的组织文化。“高等教育系统复杂的内部组成,中心是学科和事业单位的交叉,使大学教师隶属于两种完全不同形式的组织,并把他们置于双重权力之下。很大的权威坐落在系科或工作层次,在这里,教师既代表他们的学科领域,又为特定的高等院校工作。”作为组织知识群体的一种方式,院校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并闻名遐迩,院校是最先引起人注意的组织模式。大学永远是以知识为中心的松散结合组织,因而协调与整合知识任务从而有效实现大学目标的大学管理系统也将一直伴随大学而存在。并且,由于知识体系及相关任务变得日益复杂、学术性劳动分工在大学和学院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明显,因此,要避免学术院系四分五裂,就必须使学术群体的信念能够维持学术系统的平衡关系。由是,院校文化可以说是大学需着力建构的第二大文化体系。

  2.构建大学学术共同体

  人的“身份” 隶属于社会身份系统。社会身份系统的基本功能是对社会成员所处的位置和角色进行类型区分,通过赋予不同类别及角色以不同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而在群体的公共生活中形成“支配—服从” 的社会秩序。随着现代市场、财富分配、教育的发展以及流动性的增强,上述身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对等的“契约”关系所替代,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以及该权利、责任和忠诚存在的合法化理由。如果这些理由发生变化,社会成员的忠诚和归属就会发生变化,一些权利、职责就会被排除在行为效法之外,人们就会开始尝试新的行动规则。所有这些方面都隐藏在对身份的认识当中,被社会成员接受、承认、效法和(对他人行为形成)期待。

  在大学社会身份系统中,大学文化给予了教师身份的合法化理由。大学教师是大学文化的承载者,构建大学学术共同体是复兴大学文化所需。所谓共同体(community),是指一个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规范和目标的实体,它的主要标志是人们的出身、地位、习惯和认同。大学教师是特殊的社会群体,具有很高程度的自我意识,具有他们自身事业的共同蓝图。在森严的院校系统之外,他们凭借自身的性质构成了一个共同体,并带有他们自己的“学术徽章”。

  通过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可以维护大学教师的某种特定的身份;同时,大学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又是对大学文化的确认。在大学教师地位大不如从前、对知识的忠诚度急剧下滑以及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被严重侵蚀的背景下,复兴大学文化系统、构建大学学术共同体就成为一项亟待启动的系统工程。

(选自《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