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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勇:大学学术文化之回归
  

  大学由孤傲的“象牙塔”成为“社会中心”的进程中,以“社会服务”功能所衍生出的追求功利、实用、效率为主旨的行政文化,在与传统的以追求自由、自律、自治为鹄的学术文化的互竞中,逐渐成为一种强势。影响大学人的文化业已是大学的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交织涵化的产物。

  一、大学行政文化之强势

  19世纪末,大学在传统的保存、传授和发展知识的功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为社会服务的功能。随着20世纪的进展,这种新增的功能由开始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推动社会服务,逐渐地发展为社会的实际需要提供直接的社会服务。大学以提供这种服务的方式,广泛而直接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学术研究的内容与方向,势必要受到一定的价值影响与进行必要的价值考量,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态度转向了为应用而知识的功利评价。大学为了主动适应社会的需要,提供有效的服务,就需要借助政治的方式破除学术自治形成的学术性壁垒,进行学科整合与开放、促进对外服务;就需要采取经济的方式刺激学术转向社会的需要。随着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逐渐强大,对社会的影响愈加直接,一方面,依赖社会的政治支持与经济资助的力度就愈加明显,社会的各个方面亦以投桃报李的方式,以政治支持与经济资助等不同的方式愈加介入大学内部的管理之中,以此要求得到更大的效益回报。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象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外在的行政干预与政治干预成为大学进入社会中心的代价。再者,随着大学人数的不断增加、规模的不断增大、对外交往频度的不断增强,大学内部增添了许多事物性工作,诸如,经费的划拨与分配、教师工作量的确定与考评、课程管理与学籍管理等方面,需要专门的管理人员管理与协调。学术与事务管理的政治化、经济化、行政化,最终在大学中形成了一支规模较大的行政管理者,并逐渐发展为大学学术力量之外的、不可或缺的行政力量。

  这些行政管理人员在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以学校的名义对校内的各个学术部门发布各种政策性指令、协调与布置校内各种事务的职能;具有了代表学校实施对外交往与相关事务处理的权利;给予了负责将国家及所属省的各个相关管理部门的相关政策规定,进行解读加工而后督导各个学术部门贯彻实施的责任,以及将外部的有关信息梳理传递的权力。由于他们占据了政策制定、信息总汇、经费划拨等事关学术发展的关要之处,并作为对大学传统的学术自由、自治与自律的一种政治性矫正的力量,相对于漫散分布在各个学科或专业的学术人员而言,就具有了先天的权力优势倾向。并且,随着“行政管理人员趋向更专门化,分配和监督的工作也更专业化。官僚机构似乎变得更有权力,行事也更独断。”

  他们除却少数是处理一些专门事务的专家,具有某方面管理所需要的专门的知识与经验之外,多数则是大学中较为成功的学者,由于工作的需要转行或兼职处理一些与学术事务相关联的行政事务。这些学者在占有一定学术资源的同时,又具有了行政方面的资源,他们在对内与对外的交往过程中,始终将这两个彼此冲突的角色糅合在一起,不断的以行政权力加强学术权威,以学术权威增强行政效度,久而久之,先天的权力优势就逐渐演变发展为一种权力强势。

  这些人员在长期从事不同于学术工作的过程中,养成了追求效益与效率的工作理念,形成了科层等级服从的工作作风,学会了用价值判断各种事务处理顺序的习惯,形成了重结果而轻过程的思维模式,掌握了运用政治与经济杠杆解决或调和各种矛盾与冲突的实践技能。更为关键的是,这些人员一方面将社会的各种需要转化为行政制度,规范教师的学术行为与教学行为;另一方面又用社会需要的各种变化,效率性的介入教师的学术研究规律与教育规律。而这些可统称为大学的行政文化,虽然与传统的学术文化迥然项背,但却使得大学的组织和职能不仅适应了“周围人们的需要”,还促使它“象社会秩序本身一样充满活力和富于弹性。”并在践行社会服务职能的过程中,为大学的生存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政治支持与政策扶植。也正因为如此,大学的行政管理者忘却了是大学的学术成果为他们的精彩表演提供的舞台,是大学的学术文化滋养着他们,正是这种目标的置换与本末的倒置,成就了行政文化成为大学文化中的霸势地位以至发展成当下的权力滥觞,大学于是逐渐演变为产业,学术逐渐让位于行政,大师逐渐进化为大官,“教授变为政府和企业大亨两者的仆人”,以及仅作为学校的雇员而存在于大学之中。“教授就是大学”、“大学之大在于大师”,在行政文化滥觞的当下大学之大,似乎也仅体现在场大——校园面积大、楼大——建筑的量多与楼高、量大——学生数多与科研数多。

  二、大学学术文化之回归

  当我们重温图雷恩的担忧,虽然“历史看起来明显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哲学。不过,学术体系一定不能完全变为商业性质,不能仅仅生产文凭和知识。我们希望政治永远不要发展到教育和权力不分的地步。”一定会对:是大学改变社会,还是社会改变大学的问题进行深刻地反思,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已经关乎到大学的命运,关系到大学文化的实践定位。2007 年10月12日,德鲁•福斯特在就任哈佛大学校长就职大典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单单或者仅仅是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她的这番话语,实际讲出了整体大学人的学术心声,以及对大学学术文化理性高扬的实践期盼。大学在对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只有秉持对永恒做出承诺的大学精神,“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 才能成为为社会文明提供前进源泉的“动力站”,而不是沦为政治化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服务站”。

  当前,在对大学行政文化的强势与学术文化的孱弱的相互回归本位的过程中,首要的是大学人对大学理念的再度重建。“大学理念虽然是一个上位的、综合性的高等教育哲学概念,但它不仅反映高等教育的本质,而且涉及到时代、社会、个体诸方面的因素。从理念切入,不但可以把握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规律,而且能更好地理解高等教育规律如何制约和支持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与追求。”因此,大学理念不仅是对“大学是什么”的一种哲思后的意识沉淀,也是对高等教育本质、功能、规律的呈现状态,做出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实践解读。在大学这个矩阵组织中,不同的大学理念不仅决定了学校的整体办学思路与学校的办学方向,也决定着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学者与行政管理者的不同的逻辑位序的组合方式,更促导了各大学的制度分野,以及在相差无几的制度背景下,制度运行模式的实践差异。

  之所以要提出大学理念的再度重建,是因为当下的大学,不仅背离了“威斯康辛思想”的为社会服务的主要意旨,而且也彻底抛弃了“洪堡理念”的大学精神。“靴子上沾满牛粪的教授是最好的教授”的“威斯康辛思想”不是对“洪堡理念”的否定,而是大学功能的拓展;是对“必须服膺于纯科学观念”的一种应用性的实践修正;是对“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它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目标” 的政治性的重新诠释。可以如此说,“威斯康辛思想”填补了“洪堡理念”中的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裂缝。因此,当下大学理念的再度重建,必须是在重新审视“威斯康辛思想”的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以及对“洪堡理念”的大学内在组织的学术理念反思的基础之上。

  在大学理念再建的过程中,一要树立以学术自由与学术自律指导下的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二要树立为教学服务、为教师服务、为学生服务基础上的行政管理的理念;三要树立以专家治校、学者治学、教授治教为中心的议事程序民主的理念;四要树立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以社会效益为主的理念;五要树立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专业发展相结合,以培养一个具有能够不断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完人”的教育理念。

  这五种理念体现在权力分配上,就是通过制度确认的形式巩固学者的决策地位,“稳固的地位决定稳固的权力”。在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中,明确其核心成员不应兼职行政工作,赋予其具有独立议决本部门的学科建设、课程设置、学术职称晋升推荐,以及审议相关行政负责人(职能部门)提交的经费的分配决算、人员引进、大型仪器设备购置等。将“在种种明显问题的公开冲突中起作用的权力,不把争端列入行动议事的权力,形成什么能做、什么应该做的概念的权力”, 适度下放给以学科运行的学术工作机构,以此激活汇聚在矩阵结构交叉点上的生产力。

  这五种理念体现在大学制度设计上,就是应该将“社会良心”为学者义务的第一原则,学者的学术利益为学者权利的第二原则,贯穿于制度的整体之中,将学术权力民主化、行政权力服务化作为大学制度运行的一种常态机制,营造一个有利于建树“学术专业的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的核心信念” 的制度环境。作为“社会良心”的大学,在科学研究的方向与内容的考核评价制度体系中,应鼓励并要求研究者承担起善的社会责任与真的学术责任,建立任期制的考核方式,而不是一味求量的功利性的效率评价。在教学活动上,应本着对社会文明发展负责、对学生人生发展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倡导并要求教师在承担学术伦理责任的前提下,实现“与著者对话、形成哲思、与社会联系”教育要求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出个性化的教学自由。

  没有义务的利益必定导致腐败,“社会良心”作为制度规定学者应该承担的学术义务,实质体现的是学者享有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的利益,以及强调这种利益在实施过程中的责任边界。没有权利的利益必定导致根底上的腐败,不是因为这种利益总以赏赐的面目出现,学者为了获得外在的赏赐而可能出现媚俗与宠上,而是这种利益缺乏学者的自律和内在利益获取的德性支持。因此,学者的学术利益制度规定为学者权利,不仅意味着学者应秉持学术自律的道德底线,还意味着当学者违背了学术精神,就表示其主动放弃了其应享有的学术利益,也更是一种道德良知的唤醒。只有当学者的学术利益权利化,大学利益才可能实现最大化与权利化。

(选自《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